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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以前，历史博物馆薛理勇先生发表《揭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流传之谜》一文，称那一牌示“纯系误传”，结果引起轩然大波。其后，英国毕可思、美国华志建、日本石川祯浩等学者，都写过关于这一问题的文章，上海学者所写关于这一问题的文章更多。我以为，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这个问题是比较清楚的。陈丹燕的贡献是，她立在历史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文学与史学结合起来，深挖这一故事背后的人物生平与思想，特别是颜永京等人反对租界歧视华人的活动，对于人们理解那段历史，理解有关那一牌示问题，很有帮助。 历史研究中，说有容易说无难。要证明某一事项存在过，只要有一条过硬的材料就够了。而要证明某事项不存在，则无论积累多少材料，也很难就断言“没有”。如果将来某一天，有人发现写有“狗同中国人不许入”这八个字的一张照片或一份文件，那这一迷雾就彻底廓清了。 外滩公园是否存在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示？这是个老问题，也是个不时被人重新提起、容易引起公众兴趣的大问题。日前，文艺评论界对作家陈丹燕《公家花园的迷宫》等作品进行讨论。有媒体称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牌示被陈丹燕“证伪”了，网上亦有很多转帖。于是，这个话题又被人们说起。有友人来电问：“那牌子是真的假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二十年以前，历史博物馆薛理勇先生发表《揭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流传之谜》一文，称那一牌示“纯系误传”，结果引起轩然大波。其后，英国毕可思、美国华志建、日本石川祯浩等学者，都写过关于这一问题的文章，上海学者所写关于这一问题的文章更多。我以为，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这个问题是比较清楚的。陈丹燕的贡献是，她立在历史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文学与史学结合起来，深挖这一故事背后的人物生平与思想，特别是颜永京等人反对租界歧视华人的活动，对于人们理解那段历史，理解有关那一牌示问题，很有帮助。 外滩公园自1868年建成以后，华人是否可以入内，在不同时期情况是不一样的。 从存世材料看，外滩公园建成后的十多年中，并没有公开挂牌禁止华人入内，但工部局授令巡捕，禁止衣冠不整的下等华人入园的事情是常有的。还在1878年，《申报》就发表要求开放园禁的文章，内称香港之公家花园，先前也不准华人出入，但自港督易任后，以此事殊属不公，遂裁去此令，华人得以入园。上海与香港事同一律，弛于彼而禁于此，这是什么道理？文章强调花园创建时，所用钱款包括华人的税银在内，今乃禁华人而不令一游，很不公平。从1881年到1889年，一些洋行买办与有西学背景的华人，自诩为体面华人或上等华人，如颜永京、唐茂枝等，不断向工部局抗争，争取入园权。1889年，经上海道台龚照瑗出面交涉，工部局终于让步，由租界公花园委员会或工部局秘书长，酌发华人游园证，每证可带四人，限用一星期。1889年共发游园证183张，全年入园华人估计有七百来人。这段历史说明，在一段时间内，工部局是有限制地允许华人进入外滩公园的。 1890年情况有所变化，一是入园游览的中国人比以前大为增多，人满为患，影响了外国人的游览；二是华人在公园里出现一些不雅现象，有人随意采摘鲜花，践踏草坪，有人欲独坐一凳，不肯与人共坐；三是有人在游园券上弄虚作假，如更改日期，过期的入场券再拿来使用等。于是，工部局在苏州河南面新建了一个很小的新公园（亦称华人公园），以应付华人，同时严禁华人进入外滩公园。此后，一直到1928年禁令取消，才让华人入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