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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话要分两面说。 首先，明确写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八个字的牌示，到现在还没有得到确证。近日媒体上所渲染的“证伪”，即就此而言。很多人说看到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示。1903年，周作人就说他看到的是“犬与华人不准入”七个字；1923年蔡和森说他看到的是“华人与犬不得入内”八个字；1924年孙中山则说是“狗同中国人不许入”这么八个字。此外，陈岱孙、周而复、曹聚仁、苏步青、宋振庭等都说确实存在。但是，无论谁说亲眼看过，到现在都还没有发现一张照片、一份文件等第一手资料足以证明有这么个牌示。杨开慧父亲、后来担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杨昌济，1913年记述他看到的这一牌示是：“上海西洋人公园门首榜云：华人不许入；又云犬不许入。”他的记述应该说是比较细心、真切的。 历史研究中，说有容易说无难。要证明某一事项存在过，只要有一条过硬的材料就够了。而要证明某事项不存在，则无论积累多少材料，也很难就断言“没有”。如果将来某一天，有人发现写有“狗同中国人不许入”这八个字的一张照片或一份文件，那这一迷雾就彻底廓清了。 其次，含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意思的牌示，确实存在。现存资料中，最早记载这一内容的，是1885年的公园游览规则。规则共六条：“一，脚踏车及犬不准入内；二，小孩之坐车应在旁边小路上推行；三，禁止采花捉鸟巢以及损害花草树木，凡小孩之父母及佣妇等理应格外小心，以免此等情事；四，不准入奏乐之处；五，除西人之佣仆外，华人一概不准入内；六，小孩无西人同伴则不准入内花园。”这一规则收入《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章程》，直到1928年，四十多年间在字句上或有差异，各条顺序或有变动，但基本内容没变。 再次，这六条规则（有时是七条）是写在牌示上，立在外滩公园门口。这是事实，有照片在，也从来没有人否定过。如果将六条中的第一条与第五条合并起来，变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则既有原义，又非原貌。说既有原义，因为在六条当中，确实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意思，将这个牌示归纳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也不是无中生有，完全作伪。说又非原貌，因为在六条当中，“华人与狗”并非直接并提连写。分提与并提，意蕴自是两样，读者自可体味此中差别。假如六条当中，皆可随意并提，那么，第六条规定无西人同伴的小孩不得入内，将第六条与第一条并提，岂不成了“小孩与犬不得入内”！ 多年来，笔者一直留心关于外滩公园的资料，尽管公园六条早已有之，如前所说，颜永京等华人在1880年代就进行抗争，但在1900年以前的文献中，迄今还没有见到有人将公园规则第一、第五条相提并论的情况，也没有见到从侮辱华人角度将华人与狗联系在一起表示愤慨的情况。那么，为什么1900年以后关于牌示问题就出现了？这倒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附带指出，禁止华人入内，不独外滩公园，其他租界公园，包括虹口公园、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以及其他许多公共场所，在1928年以前也都是禁止华人入内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