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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在“仁义礼智信”的儒家伦理体系中占有极重要地位。一个社会不可能要求每个成员都要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壮烈,特定场合的“成仁取义”,也不能取代日常生活的“礼之用,和为贵”,社会成员之间客客气气的“礼道”和“礼数”,像空气和水一样,不可或缺。所以,“礼”是数千年来中国文化的“家常饭”,既养育了中华民族温雅、内敛的平和性情,也成就了“礼仪之邦”的家国气质。钱穆先生曾谈道,“要想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到更高来看到中国之心。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陈寅恪先生更是明确认定,“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所谓“三纲六纪”,就是传统社会中所强调的“礼教”。 “礼”在中国传统伦理范畴中的这种主体地位,是孔子和先秦儒学所奠定的,具体包括“温良恭俭让”的交际礼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礼让原则,以及以“礼”燮理尊卑长幼、以“礼”统摄忠孝节义的“礼教”等。 秦汉之后,儒学不断蜕变,但“礼”在传统伦理中的核心地位则一直被强化。南宋朱熹的对镜自画像上有一段自拟的文字:“从容乎礼法之场,沉潜乎仁义之府,是予盖将有意焉。”将“礼法之场”置于“仁义之府”前,大致可以说明“礼”在其思想体系中的分量与地位。近代以来,传统“礼教”虽然屡遭荡涤,但“温良恭俭让”作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却生机未断。前几年,有学人撰文所言之“集体的温良恭俭让”,正是数千年中国“礼”文化的鲜活延展,也为当下“礼”文化的弘扬提供了参考。 日前,由我主编的《中国历史评论》刊发了胡新生教授的长文《礼与礼仪之邦的重新阐释》,在与作者讨论这篇文章时,我们曾谈起媒体报道过的“九寨沟大拥堵”:2013年国庆黄金周的第二天,四川九寨沟景区一下涌进4万多名游客,由于区间候车时间较长,部分游客情绪激动,强行拦停区间车,造成上山的车上不去,下山的车下不来,最终形成一个死结,景区运行全线中断。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密集的国度,类似上述九寨沟拥堵的大大小小的问题几乎天天都会发生。解决此类问题,很难说都能马上找到良策。但如果“礼让三先”“友善为上”“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这些传统“礼道”能成为行事通则,就会避免过激行为造成的“死结”。 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孔子故里考察时,有两个细节发人深思。一是在观看孔子研究院林林总总的学术成果时,特别关注了杨朝明教授校注的《孔子家语》;二是在孔子研究院座谈时,特别请当地一家教习儒学与礼仪的民办学校的校长发言。这当然应当放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主题下加以理解,但如果从“礼”的复兴与“礼仪之邦”的再建来理解这两个细节,相信也是切题的。 (作者王育济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球化时代中华民族精神的认知与教育对策研究”首席专家、山东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