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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年初的一天,郑天挺教授应邀来天津师专给历史专业的师生作史学报告。由于天津师专1978年恢复招生,当时历史专业仅有两届学生,不足百人,那时我刚上“大一”不久,能够聆听享誉史学界的大家作报告,实在是一件幸运的事情。郑天挺教授是著名明清史专家,时任南开大学副校长,那一年他已经80高龄。那天下午,郑老在师专校长何朔等陪同下,走进一个能够容纳100多人的阶梯教室,大家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郑天挺身体微胖,精神矍铄,看上去不像八旬老人,他讲话和蔼,语调不高,但娓娓道来,思维很清晰,大约讲了一个多小时。记得,郑天挺讲学习历史和研究历史问题,首先要尊重历史,历史不容篡改,也不能虚构,学史和研究历史问题的态度,要严肃、严谨和端正,要树立唯物史观,多读史书,多掌握一手史料,平时要注意积累,研究历史问题要讲究“深、广、新、严、通”,也就是要挖掘史实,注重联系,提出新观点,证明新见解,论证历史问题要寻根溯源,弄清楚来龙去脉,要严格,不臆断,不附会,不回避问题,还要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搞清内在的关系,达到融会贯通。他还介绍了著名明史专家吴晗用卡片记述史料、史实的积累历史知识的方法。听郑天挺讲史那年,我17岁。令人痛惜的是,在我上“大三”那一年,郑天挺病逝了,但聆听大家的“那一课”,令我一生难忘。大学毕业那年,我又从津城的一家书店,买到郑天挺著、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的《清史简述》,这是郑天挺1962年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讲课时的记录稿,提纲挈领地介绍了清入关以后到鸦片战争前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史实,书中既有对清朝前期历史的基本知识的讲述,又讲述了清史研究中的几个重点问题。 聆听郑天挺史学报告不久,我又聆听了王玉哲教授关于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先秦史的一次辅导性讲座。那是1980年上半年的一天,王玉哲应邀来师专给政史系历史专业师生讲座。当时,王玉哲已近古稀之年,是南开大学教授,也是著名的先秦史研究专家,我所用的大学中国古代史课本,就是由王玉哲等多位南开大学历史系老师合作编写的《中国古代史》(上、下册)。所以,聆听所用课本的主要作者讲座,心里更感觉亲切。那天上午,王玉哲上身穿着蓝色的中山装制式的褂子,身体显得清瘦,性情温和,但很健谈。他既对如何学习中国古代史进行了辅导,还讲了先秦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讲了甲骨文研究的价值和一些动态性的东西,并且阐述了他所坚持的“西周封建说”,认为西周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还给同学们介绍了史学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开端的几个观点。尤其是中学时所学的中国古代史,封建社会开端是战国时期,经王玉哲阐述,西周时期,中国已经进入封建社会,看来史学观点是有争鸣的,这种观点的争鸣,使我对史学问题的探讨产生了兴趣,也使我大学期间在学校阅览室阅读有关学报、学刊上登载的史学论文时,比较留心那些具有争鸣色彩的文章,通过这种带有倾向性的阅读,进一步了解了史学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开端的“西周说”、“战国说”、“西汉说”、“魏晋说”等不同观点,了解到不仅王玉哲先生坚持“西周说”,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史学大家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阐述并坚持“西周说”。 上学期间,我还聆听了应邀来津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古文献研究专家刘乃和所作的一次史学讲座。这次听刘乃和教授讲史,是在师专校外,参加的学生多、规模大,为当时天津市设立历史学专业的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学院、天津师专等三所高校的学生和有关教师,就历史文献学和古代典章制度等相关问题进行辅导性讲座。正值初春,乍暖还寒,年逾花甲的刘乃和教授声音洪亮,快人快语,把本来干巴巴的历史文献、典章制度知识和需要深入研究的相关历史问题讲得条条是理,很具吸引力。除此之外,她还给师生们介绍了已故北师大校长、史学大家陈垣先生的治学精神和治史方法。 此外,我还聆听过河北大学历史系教授漆侠的学术报告,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美国史研究专家杨生茂先生讲美国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南开大学易梦虹教授讲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有关问题等。 这些往事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那些前辈大家都已作古,但是他们的学识和风范,却在后学心中留下不灭的印记,并将“终身学习”作为一生的追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