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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为张荫麟作全传，未仅局限于阐发张氏史著的内在理路，而能用学术史的眼光关心到时代思潮、政治取向等外援因素与史学的互渗影响，运用以下两者的辩证法：一面在“关系”、“网络”中探究人物命运，一面借由人物趋向探明“潮流”。作者提示我们，张荫麟在清华求学期间迅速崭露头角，得助于在北平的粤籍学者，如辈分较高的梁启超、陈垣、伦明及新来求学的容庚、容肇祖兄弟。张荫麟固然是“学衡派中的书评健将”，不过与学衡派的关系却比表象要复杂得多，作为吴宓的得意门生，张荫麟与乃师始终有一种“合作的紧张”，极耐寻味。 该书辟“求职因缘与学界派分”专节讨论张荫麟由美回国求职，后来为何没有去成北大，也没去成史语所的问题，鄙意为全书最见精彩的部分。从觅职过程看，粤籍在京学者“颇为关心，且互相支持”，尤其容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为粤籍出身的作者对于“北平的粤籍学术网络”再三致意，且特别留心“南学”兴起的势头，想必别有会心处。 关于张荫麟的通史编纂观及未能完卷的代表著作《中国史纲》，为学界关注最深。作者亦不吝笔墨，且见新意。如在梳理《中国史纲》写作过程时，着重还原张荫麟与清华同事兼好友吴晗的合作和矛盾。又通过铺陈张荫麟与钱穆的“歧见”，分析20世纪30年代通史纂修的一般理念及其约束条件。张荫麟素长于抽象理论思维，除了通史教科书的写作实践外，也有“通史原理”的全面总结，这方面最著名的文字便是《中国史纲·自序》。然作者发现张荫麟的理论探索并未以《自序》为满足，而是继续加以修订，成《论史实之选择与综合》一文，后以“遗著”形式（整理者谢幼伟）发表。《自序》中提出判断史实去取的五大标准，即新异性的标准、实效的标准、文化价值的标准、现状渊源的标准、训诲功用的标准。《论史实之选择与综合》则多出一种“决定性的标准”，同时强调编年史的重要性，以及厘清统贯“动的历史繁杂”的程序。张氏强调时间秩序“最原始”、“最粗浅”，但却是“最客观”、“最少问题的”，在此基础上，还应认识因果、循环、演化、矛盾发展、定向发展等五种“秩序”，其并无识见高下之分，而是“任何通史所当兼顾并容的”。 从该书的叙事方法看，基本按照时间这一“最客观”、“最少问题的”顺序展开，完整叙述人物生平。这种办法的一个好处是畅达易懂，但相应的问题是容易割裂同主题的材料，如该书多次讨论到张荫麟的通史编纂，但被打散在各章，读者不免有复按之累。相对而言，该书第四章“宋史研究之建树”，大概是全书主题最为鲜明，论述也最集中的一章，执笔者曹家齐专攻宋史，故所作也有很强的针对性。 作为一本史家评传，该书征引史料可谓不厌其细，对传主刻画和分析亦极具体，然在“评传”之“评”的部分，则表现得相当节制。作者尽量减少个人的主观判断，“不妨以其他学术人物的观察和评论来代替，或更能体现历史的真实性”。这当然是对待“天才”相对保险的方法。不过，作为读者，我很感谢作者用“写生传神的大手笔来记载他的生平”，也期待“用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来评判他在历史上的地位”。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