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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是人文学科中历史最悠久、知识最密集的学科，它涉及人类生存发展的广阔领域，天文地理、文治武功、士农工商、文采风流、生产经济、物性事理、风俗民情、修身节操，无不罗列其间。这样一门丰富多彩的学问，又如何在笔下抒写，让更多读者分享史家的研究成果？这是史家必须思考的问题。因为丰富的知识、深刻的思想，只有诉诸文字或口头表达，才能发挥社会功效，所以表达能力是研究者的基本能力。古话说：“虽云灵府生智慧，要且功夫在笔端。”写史要有行文的功力，流畅地表述见解，生动地描绘历史过程。这不仅要有文学功底，还要正确认识史与文的关系，摆脱约定俗成的框框，放手进行文笔的训练。 写史要追求文史并茂 写历史文章要讲究历史文体，它不同于文学，又与文学有难分难解之缘。我国古代史家以记事记言为专务，行文力求记实，不同于西方史诗的文史不分家，但他们创造的历史散文体，依然是古代文学史中有别于诗赋的著名文体。司马迁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人称《史记》其文直、其事核，堪为实录。但司马迁的文字极富抑扬变化，又长于描写，把历史人物写得活灵活现，给人深刻印象。班固的《汉书》弘丽精当，述情表意比司马迁更工于文采。《史记》和《汉书》，都本于记实的要求而兼有文学风采。正如王充的评论：“华实俱成”“文义浃备”。这是中国历史文体的优秀传统。 像这样文史佳作甚为难得。在史与文之间，有时会受到思潮和风尚的作用，影响史家文风。比如，魏晋文人不拘礼法，崇尚华丽辞藻，这对修史有很大影响，写史讲求声韵、排偶、四六句，铺陈辞藻不着边际，记录军国大事的文词类似制诰章表，文非文、史非史，出现削足适履、以文害史的弊病。明清文人又盛行八股，史家追随时文流风，多陈词套语，繁冗琐碎。所以梁启超讥评旧史学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除了司马迁寥寥数人外，大部分著述如同蜡人院之偶像，毫无生气。他的批评虽不免有过激之嫌，却不无道理。 马克思主义传入我国后，出现了一批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著述，创造了富有战斗性的历史论文体和条理清晰的教科书文体。但教条主义渗进史学，也给史学文风带来不良影响。写通史必定是政治、军事、经济、思想几大块，章节相似，用词造句也大同小异，起承转合形成既定框架，阐述词汇相当贫乏，把生动活泼的历史写得干瘪枯燥，读之索然无味。 历史著述按体裁不同，对行文有不同要求。考证的以质朴为尚，定量的要罗列数字，写传的要铺陈履历，论理的要谨严周密，大事记、年谱、表格更宜简要，视内容不同各展所长。但不能以习惯养成偏见，以为写史只能以质朴为佳，以致以质养拙、以史害文。质朴无华固然要提倡，华实俱备更应该发扬，只有这样才能把历史论著写得使人爱看、耐看。 写史要有遵循科学法则的合理想象 史学是建立在翔实史料基础上的学科，必须有严谨科学的态度，坚持从实际出发，不能虚构妄饰。但史实是已经消失、不再复现的人情和事态。由于时代和书写手段的局限，古代遗留的史料远不能反映当时社会的全部信息和事态的全貌，即使当时当地完整的记录，也会如鲁迅所说： “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