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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的史料，都是过去世界留下的历史碎片，历史研究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修复这些碎片，恢复它的本来面目，这就要借助合理想象加以联接和描绘。司马迁就是这样的表率。鸿门宴并未留下现场记录，但是他从不同角度、用不同笔法展现赴宴的各色人物，使历史人物的声容语态跃然纸上。司马迁记述的鸿门宴不仅确有其事，而且人物的风貌、事件的发展都符合历史的进程，使人确信这不是虚构的。当然这不是司马迁的妄自揣测，而是他依据历史记载和传闻加以取舍、提炼和刻画的是依据准确史实前提下的合理想象。这种想象是科学的，它从史料出发又不拘泥于史料，具有高于史料的概括性，并用细节描写让人身临其境一般。当然，摹写的历史只能是复制品，比起错综复杂的原貌，只能取得最大近似值，不可能做到处处事事绝对精确。即使最严谨的经济史，关于古代土地和人口的计量，也只能做到相对无误。 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不断拉长我们与历史的距离。站在21世纪的今天返溯千古历史，可以这样说，在引用史料上要力求准确，在研究时要严格遵循逻辑，在表述时又必须借助一定的想象力，这样才有可能把已经流逝、印象模糊的历史还原成丰富多彩的历史场景，表现出历史的魅力。遵循科学法则的合理想象，是把历史写活的重要经验。 写史要写出历史人物的性格特征 历史是由人创造的，记言、记事、记行，归根到底是记人。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又是历史的传承者。历史典籍中的笔录、叙事、记言、述理，归根到底是写人的思想和行踪，不论是叱咤风云的英雄、聪明灵秀的文士、鬼斧神工的巧匠还是狡诈猥琐的奸邪，都是作为社会性的人在历史舞台上活动的。马克思把人的本质看成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说明任何人都处在社会关系网中，受到各种社会矛盾影响、渗透和冲击，呈现为十分复杂的状态。写史要写人，写人就不能简单化，否则就不能深刻表现人性的丰富内涵。 历史人物的成败，是时代背景和个人条件综合作用的产物。有些史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强调一般原因的意义，忽略个人的心理和行为特征，这就难免造成片面性，而片面性的后果是抹杀了性格这种最生动最复杂的因素，使历史人物脸谱化。写身世像填履历表，看不到喜怒哀乐，人物的成长变成经历的组合体，只有架构，没有血肉。于是，史书中的诸多人物，似曾相识，失去生气。 历史本是经验性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具体的，每件史事和每个人物都有不可代替和不可重复的特质。历史人物林林总总、千姿百态，各有各的经历和传奇， 由他们主演的历史事件具有无比的生动性和形象性，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跌宕起伏的情节，使人感同身受。尤其是处在社会矛盾漩涡中的历史人物，由于复杂的背景和跌宕多变的经历，他们的性格特征远比一般常人更要复杂多重。比如，16世纪明代最著名的改革家张居正，饱读诗书，风流倜傥，以威震一时的非常举措彪炳史册，人称“救时宰相”，可是他有时也会像泼皮一样对人耍无赖。昏聩的天启皇帝，却是位出色的能工巧匠，对宫人也异常宽厚，为帝王所少见。如此种种，虽然对他们在历史上的功罪来说都无足轻重，但是历史不能排斥这些细节性、特殊性。写出历史人物的性格特征，会给历史带来更多的活力。 历史消失的是时间，永不消失的是后人对千秋功业的缅怀和兴亡盛衰的感慨。在这种缅怀和感慨中，最使人传诵不已的是历史人物的言论和行事。不论是运筹帷幄的大智大勇，还是解颐醒世的妙喻珠联，那种明智、巧思和良知，无不具有生动活泼的内容，为今人留下抒写不尽的资源。写史，就要写出这些来。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