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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对声中，夹缝中的澳洲立法者们“遇见红灯绕着走”，于1897年制定了一部《纳塔尔法》，不再公然设立种族门槛，而改用更为隐蔽的、“合理”的语言测试门槛：所有新移民必须通过一项50个词的听写测验，测验可用任何一门欧洲语言，不达标者不得移民。这实际上对亚洲人变相地关上了大门。 在组建澳大利亚联邦的过程中，“白澳主义”被旗帜鲜明地提了出来。西澳殖民地总理、未来的联邦内阁成员福锐斯特表达了主流的意见：“澳洲境内反对有色人种运动已经十分激烈，我们不能忽视和回避。”白澳政策的奠基人迪肯，则坚信中国人和日本人将对澳大利亚联邦构成最大的威胁，必须立法将他们清除出去，保持种族的“纯洁”：“澳洲的统一必须根基在一个统一的种族上，否则将毫无意义。一个统一的种族不仅意味着它的成员可以相互混杂、通婚、交流而不招致退化，还意味着相信同一个观念……”但与其他种族主义者不同的是，他指出令日本人和中国人如此危险的，“并非他们的缺点，而正是他们的优点：他们那些无穷无尽的能量，接受新挑战的能力，以及比竞争对手们更能忍受艰苦的生活环境。”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澳大利亚联邦于1901年成立后，第一项海外军事行动就是北上中国，参加八国联军入侵，而第一项立法就是《限制移民法》，以“保证澳洲不受低等人种的污染和劣化”(英联邦议会记录)。新联邦的第一任总理公开宣称：“人类平等的原则只适用于英国人之间，并不适用于英国人跟中国人(亚洲人)之间。” “鬼子进村” 新成立的澳大利亚联邦，被两个梦魇困扰着，一是担心自己微弱的人口(到1901年联邦成立时仅有340万人)被庞大的亚洲人口淹没或“污染”；二是担心大英帝国的宿敌俄国突然挥军南下，夺取澳洲。但日俄战争后，这两个梦魇便合二为一，梦中的主角都成了迅速崛起的日本。对“鬼子进村”的担忧，成为澳洲制定基本国策的出发点和动机。 “鬼子进村”，并不是杞人忧天。 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巨大红利支持下，日本的经济迅速崛起，庞大的中国市场甚至英国国旗覆盖下的印度市场，都被日本人占领，到1914年，世界棉纱出口量的1/4来自日本。更令澳洲乃至整个西方担心的是，日本人正在成为亚洲各国的偶像，黄色人种的自豪感，正被日本的成功激发出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协约国和同盟国两边都对日本猛抛媚眼，指望这只东亚猛虎在对方的背上插上一刀。经过多方权衡后，日本将绣球抛给了由自己的“老大哥”英国率领的协约国，但日本人清醒地认识到，参战的目的就是“抓住千年一遇的机会以获得在亚洲的权益”。 日本人没有派遣一兵一卒前往欧洲战场，而是将它强大的军事机器砸向了太平洋上那些没有设防的德属群岛，以及兵力微薄的德国在青岛的租界。与此相对应，倒是当时羸弱的中华民国，似乎又充当了一次“冤大头”，派出了几十万劳工，长途跋涉到欧洲，在枪林弹雨的前线为协约国充当“支前”苦力，牺牲巨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