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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得子或多子，古人围绕对胎儿性别的控制与选择进行了多方努力，由此而生诸多“转女为男法”。自宋代起，“转女为男”之说开始遭到来自社会与医界的质疑与批评。 在传统中国社会及其生育文化中，曾存在普遍甚至极端的男嗣偏好。这种社会-文化现象的具体表现之一，是女子在婚后不能生育男孩被视为一种“疾病”，需要通过包括医学治疗与干预等在内的系列措施与手段进行“治疗”。不仅如此，“广嗣”（生育更多的男孩），也是一个需要医学关注与帮助的问题。在生育男孩与“广嗣”的社会与文化压力之下，“转女为男法”出现于古代中国医学典籍之中，并成为传统中国生育医学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时间上从秦汉到明清，贯穿传统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 作为一种医学思想，“转女为男”始见于现存最早的中国妇产科专著——成书于春秋时期、抄帛于秦汉之际的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胎产书》。 《胎产书》记载：“……我欲殖人产子，何如而有？……答曰：月朔已去汁□，三日中从之，有子。其一日男，其二日女也。……一月名曰流刑，……二月始膏，……三月始脂，……，当是之时，未有定仪，见物而化……□欲产男，置弧矢，□雄雉，乘牡马，观牡虎；欲产女，佩簪珥，绅珠子，是谓内象成子。” 《胎产书》尽管没有从理论上提供“转女为男”的依据，即胎儿性别形成机理，但明确指出人类胚胎是逐月发育的。在发育过程中，怀胎未满三月之孕妇，通过食用与接触（观看、佩戴、乘坐等）与男性有关的象征性物品——雄鸡、弓矢、牧马、牡虎等，或与女性有关的簪珥、珠子等，给予胎儿发育以外在性刺激，“同属通感”，“外象而内感”，影响胎儿性别形成。“三月”，是胎儿性别发育的时间关键节点，超过这一时间，胎儿性别彰显，则外部影响力就会对其失灵。这些认识为后世中医医家所继承与发展。 随着男嗣偏好社会风气日隆，隋唐医家从理论上确立了“转女为男法”的生理与药理基础——受胎与胎儿性别的形成机理。“转女为男法”亦成为一个明确的中医医学概念。在隋代医家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卷之三十七“妇人妊娠病诸候上（凡二十论）/三 妊娠转女为男候”、唐代《玉房秘要》、宋代医家陈自明的《妇人良方大全》中，都对“转女为男法”的机理给予了系统阐释， 认为“阴阳和调，二气相感，阳施阴化，是以有娠。而三阴所会，则多生女”，“夫妇媾精，阴阳分形，阳精胜者为男，阴血胜者为女，固已别矣，岂能转移之耶？虽三月男女分形，阳精胜者为男，阴血胜者为女，盖一月二月之间，精血混合，男女之形未彰，至于三月，阴阳始判，震巽之索斯定，故曰男女分也。谓初受之气，于兹始定，非谓阴阳男女初无定体，必待三月而后分，故可以转移变之耳。” 也就是说，古人认为，人类受孕缘自阴、阳二气相交相合。二者之强弱不同，决定胎儿性别。尽管胎儿性别在受孕之始即已决定，但在前三个月时，胚胎男女之别未显，其间阴、阳二气在势力上仍可变化，假以外力引导，可使胎儿由女胎向男胎最终转定。 在普遍男嗣偏好社会风气的影响下，生育男孩成为中国古人生育的核心。为得子或多子，古人围绕对胎儿的性别控制与选择进行了多方努力，目的即在转女为男。由此而生诸多“转女为男法”。 综合有关胎产中医典籍，“转女为男法”可分为药物方与非药物方两种。在服药方类中，唐代名医孙思邈的丹参丸方最为有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