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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丝绸之路上，川流不息的是中亚、西亚、南亚、中南半岛和欧洲等地进出华夏的人群和货物，在丝绸、瓷器、茶叶、金银、宝马良驹的交换过程及往来商旅人员的迁徙中，有一种物品及其文化值得重视，这就是香及香文化。 在张骞于公元前2世纪出使西域开启“凿空之旅”，打通“丝绸之路”以前，中华民族与外部世界之间社会、经济、文化交流的孔道就早已存在。春秋时期，我国西南边疆人民就在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中开辟了一条通向南亚次大陆及中南半岛的“蜀身毒道”，这条古道将西南夷地边疆民族与印度、中南半岛等世界古老民族紧密相连。《魏略·西戎传》中记载：“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邻），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寥寥数语，不仅清晰勾勒出古代大秦与古益州（今四川成都）、永昌（今云南保山东北）等地水陆交通的情况，而且着重点明这条古道上“出异物”，但是永昌产出的这种“异物”及其在古道上发挥的文化功能，一直未被系统研究。 罗马帝国在公元1世纪通过“麝香之路”经昌都运走西藏、古益州等地盛产的珍贵的麝香，到了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时期，中原内地的丝绸、茶叶、陶瓷、红糖等特产从成都和普洱等地到昌都，并沿着“麝香之路”进入雪域高原和西亚地区。从“麝香之路”古道的命名，可以窥出麝香及香文化在这条古道上的重要地位。 香料在西部边疆民族地区之所以广泛应用，首先与瘟疫、瘴气等自然灾病对人们生命的威胁有关。西部地区这种“很容易就可以让陌生人神秘地死亡”的瘴疠，与疫病、传染病和瘟疫等灾害一样，使远古部族产生巨大的无助感和恐慌感。边疆地区的人们采用喝青蒿水、焚熏香料以化解瘴气的普遍做法，既加深了古代中国西部社会对瘴和瘴疠的科学认知，也促进了西部边疆民族对香文化的理解和运用。香料具有馨香、醒神及微毒等刺激性的药理作用，在人们采集、培育、输入和运用香料的过程中，香文化相伴而生。《博物志》有汉武帝用西域使者所献白檀香药祛除宫中“传尸骨蒸”疫疾的记载。此外，旃檀、荜拨等西域珍贵香药，对治疗热病和头痛等疾病也有很好的疗效。香料、香药对传染病疫、瘴气等疫疾的特殊疗效，解决了古代人们对清洁、健康生活的基本需求，并进而产生养生、美容及熏香等审美情趣和文化旨趣追求。 香料的应用还与西部边疆地区险要而多态的自然地理密切相关。我国西部地区大多险峰峡谷、河流密布、森林茂密、气候湿热多样，甚至一地兼具寒温热三种立体气候的自然生态，这恰恰是草本芳香植物和麝等珍稀动物生长的理想环境。这种地理环境，使西部边疆成为东西方香料汇聚之地和异域民族香料理想的移植之地。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古益州、云南、贵州及广西等地盛产麝及麝香。檀香木被佛教称为“旃檀”，意思是“与乐”，旃檀也常被用于指称佛教、佛经、佛号等与佛教相关的圣物。檀香科的白檀香木因为对生长条件要求苛刻，一般自然生长的产量极低，全球只有印度、斐济和澳大利亚有天然的檀香木。我国虽然使用檀香已有2000年左右的历史，但在本土引种檀香的历史距今还不到100年。而檀香木对自然环境的依赖以及佛教文化在我国民族地区的盛行，使得佛教文化、檀香文化与我国少数民族传统宗教文化在古代中国的边疆地带彼此交融，产生了“佛教无檀香不传，檀香无佛教不贵”“十方佛世界，周遍有妙香”等丰富多元的民族香文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