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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药物方中，有“以斧置妊娠床下，系刃向下，勿令人知”；“觉三月。尿雄鸡浴处”；“自初觉有娠，取弓弩弦一枚，缚妇人腰下，满百日去之。一法绛囊盛带妇人左臂”；“妊娠三月以前，取雄鸡尾尖上长毛三茎，潜安妇人卧席下。勿令知之”；“取夫发及手足甲，潜安卧席下。勿令知之”；“以雄黄半两。衣中带之”；“盖贤母妊身当静，安居修德，不常见凶恶之事，宜弄文武兵器，掺弓矢，射雄雉，观牡虎，走马犬，生子必为男也”；“妊身三月，取杨柳东向枝三寸，系着衣带不失，子为男”；“妊身三月，取五茄置床下，无令母知，子为男”；“取石南草四株著席下，勿令知之，必得男”；“密以大刀置卧席下”；“用乌鸡左翼毛二十枚，置女人席下，即男”；“取雄鸭翅毛二枚，著妇人卧蒋下，勿令知”等。 这些非药物类方术在理论上明显立基于传统的“外象而内感”胎教观念之上。“盖母所动，胎必感之。动、静、听、闻莫不随母。”古人认为母子同体，孕妇感知的外界信息可以完全为胎儿所感知与接收，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胎儿在美丑、贤愚、身体状况乃至性别等方面的发育，带有明显的简单类比思维与象征性想象的特点。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转女为男法”被广泛接受，并有着巨大社会影响力。隋唐以后，宋代陈言《三因极一病证论》、杨士瀛《仁斋直指方》、张杲《医说》，元代危亦林《世医得效方》，明代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万全《广嗣纪要》、李时珍《本草纲目》，清代方昌翰《竹林女科证治》、郑元良《女科万金方》、《薛氏济阴万金书》、太医院编《太医院密藏膏丹丸散方剂》、程国彭《医学心悟》、江进纂辑《集古良方》、程鹏程辑《急救广生集》、佚名《宜麟策》、陈修园《陈修园医学全书 》、方略《尚友堂医案》，近代陆锦燧辑《鱼孚溪秘传简验方》等中医典籍，对“转女为男法”皆有记载与发展补充。而且，随着中国文化的向外传播，“转女为男法”还被收录到日本与朝鲜的汉方医书之中。如日本永观年间丹波康赖作《医心方》、元德年间梶原性全纂集《覆载万安方》，朝鲜卢重礼撰《胎产要录》等，对其皆有转录。 虽然如此，自宋代起，“转女为男”之说即遭到来自社会与医界的一些质疑与批评。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宋代奉直大夫知吉州（今江西吉水县北）王万枢之妻蔡氏怀孕时遭遇的故事。刘宰《漫塘集》卷三十四《故吉州王使君夫人蔡氏形状》记载：“乳医（即接生婆——引者注）视之，曰：‘夫人再产皆女，今亦女也。吾有术可转女为男。’夫人恚曰：‘男女定分，岂人力所能为，此言何为至我哉？’亟白使君斥去，且戒门以绝。而夫人竟生男。”同一故事亦见于真德秀撰《夫人蔡氏墓志铭》，谓蔡氏“遂方妊母时，乳医视之，曰：‘女也。吾有术可转为男。’夫人恚曰：‘男女定分，岂智巧可移，斯言何为至于我。’亟白使君（蔡氏夫）斥之，而夫人竟生男。” 在医界，最为著名的质疑之声来自明代医家岳甫嘉。他公开反对“转女为男”之说：“……若三月后，尚可转女为男，则又荒诞不经之甚，而其方不必载矣。” “转女为男”，从一种最初并无性别选择倾向的、朴素的胎产认知观念，到成为一种以生育男孩为最终目的的胎儿性别选择行为，且在理论与概念内容上不断发展与丰富，与传统中国社会男嗣偏好风气的形成与兴盛紧密相关。男嗣偏好在古代中国社会的日益普遍化，直接推动了中医医家对胎儿性别鉴定与选择可能性的理论探究与知识实践。 《胎产书》虽载有祈孕求男等“殖人生子”理论，并列举了相应的生男生女上的方法指导，但尚未明确提出“转女为男”的概念。这说明，在春秋、秦汉时代的中国社会中，男嗣偏好并未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但至唐宋，随着男嗣偏好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生育男孩与“广嗣”成为一种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与文化压力，“转女为男法”开始成为迎合与服务男嗣偏好社会风气的工具手段，相应的胎儿性别选择努力开始向生育男孩倾斜。 不能生育男孩是一种需要医治的“疾病”，是基于传统中国社会与文化的一种超越生物与生理意义的社会-文化构建。以之为治疗对象的“转女为男法”成为一种明确的医学概念，并延传千年之久。实质上，这是传统中国社会广泛存在男嗣偏好的一种极端表现和因之而生的性别选择实践。在普遍男嗣偏好的社会与文化压力之下，医家试图通过发布有关胎儿性别形成机理的权威学说，并炮制与运用其认为有效的医学手段与措施，迎合社会所需，助力人们“喜得贵子（儿子）”与“广嗣”期冀的实现，从而掌握有关生育问题的话语权与获得知识上的权威性，赢得其与巫术、宗教、民间医学等势力竞争的胜利，垄断生育医学市场。至于其中一些带有明显巫术色彩的方术类方，则又体现了巫术对中国传统医学发展的影响。巫医不分家，在人类传统医学的发展中，是一种普遍现象。 （作者闵凡祥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周慧为南京大学图书馆馆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