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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邓云乡先生（1924—1999）的《鲁迅与北京风土》一书30多年前问世（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8月版），其时曾粗粗翻阅一过，但因工作极忙，同许多好书一样，来不及细读便还掉了。此书今年有新版问世（中华书局2015年6月版），我已退休，遂得以从容拜读，而其间也产生了若干疑问。兹将疑点录出一组4条如下，供同好者参考，并请指正。 一，“……那时富晋书庄还在杨梅竹斜街青云阁内，等到迁至琉璃厂宏道堂旧址营业时，那已是一九二四年间的事，这在鲁迅先生离京之后了。”（第11页） 按，1924年鲁迅先生仍在北京，他1926年夏天才离京南下。 二，“乾隆时黄丕烈《书舶庸谭》中《宋刻〈王右丞文集〉跋》云……”（第18页） 按，黄丕烈没有《书舶庸谭》，此书是民国年间董康的日记体著作，其中曾引用过黄丕烈的这一则题跋。本书引文亦略有出入，详见新印本《书舶庸谭》（中华书局2013年6月版，第274页）。 三，“鲁迅先生癸丑（一九一三年）二月九日（正月初四）记道：午后赴琉璃厂，途中遇杨仲和，导余游花[火]神庙，列肆甚多，均售古玩，间有书画，然大抵新品及伪品耳，览一周别去。 初十又记：午后同戴芦舲厂甸及花[火]神庙。十三、十五又游花神庙。”（第57页） 按，“初十又记”条“午后同戴芦舲”下夺一“游”字。别的倒没有什么疑点，而新版编者在这里出了两条注，却引起很大的疑虑：一是在“初十”文后加注云：“据《鲁迅日记》，似应为十五日。——编者注”，此注甚糟，既说“初十”，自是用阴历，当年二月六日是阴历的大年初一，二月九日是正月初四，正月初十则是公历的二月十五日，当天的日记里正有“午后同戴芦舲游厂甸及花[火]神庙”的记载。同样，下文的“十三、十五又游花神庙”，用的仍是阴历，分别对应公历2月18日和20日，相应的那两天的日记中也都有游花[火]神庙的记载。本书新版编辑不明凡此诸处皆用阴历，遂又出一注道：“据《鲁迅日记》，十三日并无游花神庙的记载。——编者注”。此亦无事自扰之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