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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局一事，背后牵涉的是宋朝复杂的党争。当时主持御史台工作的王拱辰，是状元出身，王拱辰和范仲淹的死对头吕夷简是一派，自然与范仲淹不合；而苏舜钦曾得范仲淹的赏识与举荐，宰相杜衍也重其才，将女儿嫁给了他——而杜衍又和范仲淹是一派。为政治需要，王拱辰好容易逮到这个机会，弹劾苏舜钦等人的真实目的，是想进一步打击遭排挤外调的范仲淹，并将宰相杜衍拉下马。《宋史》云，事后王拱辰等为之欣喜，曰：“吾一举网尽之矣！”——竟成了成语“一网打尽”的最初出处。 因有“小人”与“奸臣”之故，这件作风案，舆论与史论更多从朋党政治磨笔锋，谓此为“奸臣党”向“君子党”的进攻。不过，笔者回想此事，其中固然有政治斗争的因素在，但苏舜钦有错，到底“顶风违纪”是直接原因。在朝廷大力整治吃喝风的大环境下，不顾形势约束、不管纪律要求，一味按照习俗宴请朋友，甚至招伎玩乐，已属于典型的腐败行为，被别有用心之人抓住把柄在所难免，使自己“撞到了枪口上”。既然范仲淹等人以“君子一党”自诩，当更严格自律才是，如此孟浪，何以服众？若将话题转移到道德事件来，则实在是诱导舆论了——这是检举，还是告密？是不是坏干部嫖娼，叫检举；好干部嫖娼，叫告密？朱熹对此便作了持平之论：“虽是拱辰安道辈攻之甚急，然亦只这几个轻薄做得不是。纵有时名，然所为如此，终亦何补于天下国家邪。” 你叫检举，我叫告密，这不叫以法论事，该叫“一边论”。什么叫“一边论”？小时候我们看电影，评判忠奸、善恶、好坏，只有一个标准：是哪边的。若是我们这边的，被打死了，伤心欲绝；若是敌人那边的被枪毙了，手舞之足蹈之，高兴坏了。只以“一边的”来衡世论人，只用“一边的”来做是非之标准。以“一边论”来论苏舜钦事件，我们定然定这事件是阴谋，是小人在捣鬼；但以法论来论这事呢，那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君子触法犯规，也得有个法律的说法。法律眼中，只有公民与犯人，没有君子和小人。 范仲淹这次并没参与，因事发前，他自请“下放”了，“范文正公仲淹为参知政事，建言乞立学校、劝农桑、责吏课、以年任子等事，颇与执政不合。会有言边鄙未宁者，文正乞自往经抚，于是以参知政事为河东陕西安抚使”。自然，若范公在，此事也许不会发生，范公要建设朋党，靠的是身正、言正，光明正大施政，光明磊落行政。 借了范公便宜，后世论这次“进奏院事件”者，多半不会去苛论苏舜钦等人，都觉得他们颇冤枉，是政敌陷害所致。《宋史》中的《王益柔传》是这么写的：“预苏舜钦奏邸会，醉作《傲歌》，时诸人欲倾正党，宰相章得象、晏殊不可否(不给说话)”，所以受了处分。 估计著《宋史》者，也是范公仲淹一边的吧。 (作者系文史学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