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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戴鞍钢，男，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复旦大学，上海200433 【内容提要】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随着列强在华经济扩张的加速，同时受实业救国思潮和清朝政府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推动，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和近代城市经济都有了较为明显的发展，与原先因战乱涌入城市而呈现潮汐形态的人口升降不同，这一时期进入城市谋生的人口表现为持续增长的态势。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主要是迫于战乱、灾荒和农村经济的凋敝，而当时城市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却远不及实际需求。严酷的现实，使得很多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很难在城市安家或长期立足，因而只得辗转于城乡之间、彷徨失所。 【关 键 词】中国近代工业；中国近代城乡关系；城乡人口流动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511(2010)02-0056-08 中国近代工业自清末始，有了较明显的发展。与此相联系，很多农村人口迫于生计进入城市谋生，而当时城市的就业机会远不敷需求，由此出现众多流动人口辗转于城乡之间、彷徨失所的局面。对此，学术界尚少专论。①因此，揭示这种局面及其成因和影响，将有助于加深学界对中国现代化的空间进程及其历史特点的认识。 一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随着列强在华经济扩张的加速，同时受实业救国思潮和清朝政府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推动，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和近代城市经济都有了明显的发展，与原先因战乱涌入城市而呈现潮汐形态的人口升降不同，这一时期进入城市谋生的人口表现为持续增长的态势。一项综合性的研究表明，“1910年代都市人口增加是与那个时期中民族工业扩大相对应的”。[1](P223) 据统计，1895～1911年上海工业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9.36%，1911～1925年上升至12.05%；1925～1936年有所减缓，但仍达到6.53%。[2](P137)其总体的增长态势及其在全国所占的比重，可见表一。 此外，从工业产出来衡量，据估计，1936年上海中外资本工业的总产值已达1182亿元，比1895年增加40多倍，约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50%。[3](P219)与此相联系的是，上海工人总数猛增。据估计，1933年上海工人总数为35万人，比甲午战争前增加了8.5倍，而同期上海的城市总人口数由90万人增至340万人，增长幅度不到3倍，足见工人的增速更快。[4](P429)  对于晚清众多江南城市人口及其变动状况，除了上海以外，尚缺乏较全面的确切统计。有学者利用海关资料，编制了晚清江南口岸城市的人口数量表，其中除上海以外的城市分别是：  另据估计，1906年南京城市人口约为40万。[5] (P105)1910年，苏州城市人口约有25万余人。[6](P98)1911年，“宁波城区大约有40万名居民，而整个地区估计有400万人；英国人约有140人，除10人外其余都是传教士”。同年，“温州、处州两府人口为350万人，温州城估计有10万至12万个固定居民”。1910年的调查显示，杭州及其郊区人口为231171人，其中男性145852人，女性85319人，海关报告认为“这个数字似乎比实际要少”。[7](P346,167,247) 与此相比较，流入中国最大都市上海的农村人口之多，远非其他城市可及。正如邹依仁在其《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一书中所指出的：“上海地区人口的快速增加决不是仅仅由于辖区的扩大以及人口的自然增加，而主要是由于人口从广大内地迁入的缘故……广大内地的人民，尤其是破了产的农民经常地流入上海，这是上海市区，特别是租界地区百余年来人口不断增加的主要因素。”[8](P13,14)从更大的范围内来考察，也有同样的揭示。有学者指出，中国农民的贫穷化，主要“是高税率、高地租、高利息、内战的破坏与掠夺所造成的”。[9](P150)20世纪30年代，有社会学家强调：“中国农村经济的崩溃的原因至多，然其中足以造成及加速农民离村者，择其言之，一为天灾，一为兵祸。”[10]吴至信在对江苏、河北、河南、广东等省的农村进行调查后，认为：“中国的离村现象，除极少数靠近工业城市之区域与工业化有关，而十九由于天灾兵祸之驱迫而成，是被动的而不是自动的，是病态的而不是常态的。”[10] 据统计，1929年上海全市的28.5万多名工业职工中，纺织业有近20万人，其中大多数纺织女工是来自外地的农村妇女。此外，在交通运输业中，又有近3万名码头装卸工人和8万多名人力车夫，他们几乎都是来自外地的破产农民。在商业方面，全市约有72858家商业企业，共雇佣了24万多名职工，其中也是以外地籍居多。综合以上各业及其家属，总数不下数十万人之多。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上海的工厂职工已增至近50万人，加上商业职工、手工业工人、码头工人、人力车夫等，全市从事工商业及相关行业的人口已有128万多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外来移民，连同其家属在内，成为总人口达数百万的上海城市人口的主干。[11](P384) 从工人的来源地来看，其中，有些来自上海近郊。民国《上海县续志》载：“商市展拓所及，建筑盛则农田少，耕夫织妇弃其本业而趋工场，必然之势也”；“近年东北各乡机厂林立，女工大半入厂工作”。民国《川沙县志》称：“女工本事纺织，今则洋纱洋布盛行，土布因之减销，多有迁至沪地入洋纱厂、洋布局为女工者”；该县北乡，原先“男事耕耘，女勤纺织，近来壮强男子多往沪地习商，或习手艺，或从役于外国人家，故秧田耘草，妇女日多，竟有纤纤弱者不惮勤劳者，此则今昔之不同也”。在嘉定黄渡农村，“许多男子都去上海谋生，每一家普遍总有一二人离着家乡奔入都市，因此剩余在农村的农力是妇女儿童和少数男子”。[12]民国《宝山县续志》载：“境内工厂，邑人所创办者，大都为棉织类，盖一因妇女素谙纺织，改习极易；一因土布价落，设厂雇工兼足维持地方生活也。淞口以南接近沪埠，水陆交通尤宜于工厂，故十年之间江湾南境客商之投资建厂者视为集中之地，而大势所趋，复日移而北。”当时，“郭乐在上海吴淞口建造永安第二纱厂的时候，就想到上海的郊区农村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13](P159) 有的则来自毗邻上海的江浙地区。据1929年对在沪游民的一份抽样调查，在被调查者中，“以江苏人为多，占51%；浙江次之，占22%。然以籍贯言，除不明者外，固18省皆有也。大致以与上海交通联络便利者，其在沪流落之人数亦愈多，故苏为冠而浙次之，鲁有80余人，皖有60余人，鄂有50余人，河南、河北各30余人，湘、粤、赣各20余人。此外如黑、甘、滇、新以距沪较远，于此1471人中竟无一人”。[14](P304) 1917年，留学美国的蒋梦麟回到其家乡浙江余姚蒋村，看到“许多人已经到上海谋生去了，上海自工商业发展以后，已经可以容纳不少人”。村里的老人告诉他：“很多男孩子跑到上海工厂或机械公司当学徒，他们就了新行业，赚钱比以前多，现在村子里种田的人很缺乏。”[15](P123,125)1927年2月14日《时报》载：“上海近年以来人口日增，所需佣工亦日多，苏、松、常、镇、扬各地乡妇赴沪就佣者，岁不知几千百人。”江苏常熟的贫苦农民，“唯有向城市另谋生活之道，内地城市，工业尚未发达，无法容纳，大都转趋大城市，男子入工厂充劳役，女子多做人家的奴仆”。[16]据1937年的调查，上海丝织业职工，“大多来自浙东、浙西、江苏及其他地区，人数最多的首为浙东的嵊县、东阳、新昌，次为浙西的杭、绍、湖州，再次为浙东义乌、诸暨，江苏的苏州、常州，其他地方的人为数很少”。[17](P137) 在英商开办的上海电车公司，“工人的来源大多数是从农村中来的，按籍贯来说，车务部方面以苏北人占多数，其中尤以盐城人为多；其次为无锡、苏州、镇江一带的也不少。假若以省份来划分，则以江苏籍者占绝对多数；次为浙江、山东及其他。机务部则以宁波籍者为多，约占十分之六；其次为扬州、无锡、安徽籍者占十分之二，苏北帮占十分之二，大都为铁匠和小工”。[17](P242) 据调查，当时流入上海的外来人口，“大多数为失业之后，无业可得，以及毫无把握莽莽撞撞至上海谋事”。[14](P304)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没有如其所愿，在城市里找到稳定的工作，而是依旧难有温饱。人力车夫，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个社会群体。1897年时，上海公共租界内人力车执照数为48888张，1901年时为60915张，1908年增至98071张，到1924年，租界内人力车数量已超过13000辆。20世纪30年代时，上海街头有执照运营的人力车已有2万多辆，城市人口平均每150人一辆，人力车成为除电车、汽车以外，市民外出主要的交通工具。[18](P138)全凭体力谋生的人力车夫，原先都是农民。据1934年上海市社会局对304名人力车夫的抽样调查，其中95.7%是苏北人。[19]另一项社会调查也记载，上海人力车夫的籍贯“多属于苏北东台、盐城、阜宁、高邮、泰县等处，少数则属于南通、海门”。他们分早晚两班，“早班每月约可拉20天，晚班每月约可拉15天，平均每天可赚1元左右，家庭生活万分清苦，终年住草棚，穿破衣，吃小米”。[17](P674～67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