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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上海的情形，在其他口岸城市也有程度不同的表现。1846～1906年间，天津的城市人口从19万增至42万，增长了1倍多；1906～1928年间，城市人口从42万增至112万多，增长了2.6倍，人口增速仅次于同一时期的上海，成为华北地区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城市。其中，因为天灾和战乱被迫逃离家乡的农民占有相当大的比例。[20](P1,111)《津海关十年报告(1922-1931)》亦载：“比岁以还，萑苻遍野，地方不靖，乡村富户既多移寓平、津，而贫苦农民亦因农村破产，无以资生，群相麇集工业中心，谋求生路，因而津埠人口大见增加。查1922年仅有80万，1931年则增为1388747矣。”[21](P196) 这些贫苦农民中有人进了工厂，据1927年的统计，天津棉纺织、面粉、化工、机械等行业的工人总数有7万多人。到20世纪30年代初，工人和佣工合计超过10万人，其中女性有万余人。[20](P236)1931年2月7日的《大公报》描述了这些女工的日常生活：“最吓人者为洋行工厂之汽笛，天尚未明即呜呜怪叫，是为妇女之起床号。一闻此声，即手忙脚乱，成群结队，栉风冒霜，向工作目的地拼命奔波，一日去晚则无工作，日日去晚则除名”；“工钱最多不过三角，少则一角以下，以手眼敏捷迟钝为标准，碾核桃，择羊毛……日作十二个小时，夜深始得回家，往返行一二十里而无所代足。破房烂被，夜则缩成一团，以岁暮为尤甚。” 1910年以后，武汉的近代工商业有了较快的发展。据统计，1911～1926年间，武汉三镇共有工厂301家，至1936年底增至536家，另外还有小型手工业工场1200多家；城市人口也从1920年代前的50万人，增至抗战前夕的123万人，其中工业人口占十分之一以上，计13.4万人。[11](P260)20世纪30年代的《江海关十年报告》称：“武汉这座大都会，随着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以及吸引力的增强，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家园，其中一些人在此定居下来，更多的人根据家庭农事需要走走停停。”[22](P104) 九江开埠后，“每值春夏之交，以茶商生意为大宗，城内外之开茶栈者共四十余家，各栈伙以及诸色人等应用千余人。红绿茶开秤时，城厢远近之妇女拣茶者约以数千计”。最盛时，因此汇聚的农家妇女“约有万计”。[23]芜湖开埠后，工商业的发展，吸引了周边农村人口的迁入。据统计，1904年前后，芜湖城区人口有74756人，1915年增至92627人，1928年达140554人，与1915年比，增长了近5万人。[24](P165,166) 在近代工业较为发达的苏南地区，据统计，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约有15%至20%的无锡农村劳力在上海和无锡就业，而从城市寄回到农村的现金，约占农村纯收入的8%至12%。[25](P425)1927年在邻近无锡的宜兴县乡村，“颇有入城进工厂作工者，甚有往苏、沪、锡等埠在纱厂纺织者。此亦以生活所迫，使其不得不如此也。统计全县由农妇变成工人者，可达六千之数”。[26](P89)在无锡，“在昔农闲之候，农民之为堆栈搬运夫者甚多。近年来各种工厂日见增多，而乡间雇农大都改入工厂矣。乡间即使有一二雇农，均来自常熟、江阴、江北，工价年计三十元至六十元不等，而本地人之为雇农者，则不可多得矣”。[27](P639) 一些自开商埠，城市人口也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而增长。济南开埠后，“富商大贾麟萃麋至，即负贩小民亦皆提携妇孺，侨寓其间，以谋生计”。据统计，1936年济南人口435136人，其中本地籍贯者185199人，占总人口的42.6%，其余57.4%来自外地。其中来自本省者190962人，占44%；来自外省者以河北最多，有36253人；以下依次是河南6975人、江苏4952人、安徽3176人、山西1227人，以及江西、湖北等省。[2S](P308)1931年，齐鲁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调查了100名济南的人力车夫，其中济南本地人29名，余则大多来自泰安、长清、平阴、章丘等周边地区。他们收入微薄，其中每天“4角至5角者17人，6角至7角者33人，8角至9角者25人，1元至1元余者6人”。[29](P1176) 另有研究表明，济南开埠初期人口为86210人，1914年为137907人，1926年为171009人，1933年为257394人。其城市居民的职业构成，也有明显的变化。开埠前，因济南系各级文武衙门集中之所，官宦人家、豪门士绅和依附官府及权贵营生的人在城市居民中占了较大比例。但经历了二十几年的演变后，到1932年，工商界已占人口总数的31.62%，而军政界只占3.75%。类似的变化，也见之于昆明。1909年，昆明城市人口为94820人，1918年为113131人，1922年为118861人，1934年为143700人。[30](P345～347) 随着大批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一些地方戏曲也逐渐在城市立足和传播，如上海滩的淮剧、扬剧、越剧、锡剧和甬剧等；1930年代，在山东济南已汇聚了梨花大鼓、山东快书、山东琴书、山东大鼓、西河大鼓、京韵大鼓、梅花大鼓、河南坠子、数来宝、单弦、相声、评书、评词等众多地方戏曲。[28](P298) 当时，迁居城市的并非全是穷人，伴随着近代城市经济的发展，一些“乡居地主”也向“城居地主”转化，离乡地主携带着从土地上积累起来的财富进入城市，把土地资本转化为工商业资本。这是因为与工商业利润相比较，出租土地所获得的地租收益大为逊色。据1923年的调查，上海地区各县土地占有超过50亩者人数不多，而且越靠近上海市区其人数则越少。其原因在于，上海发达的工商业与可观的利润，刺激着地主把资金投入了工商业。[31](P31～33) 据1912年的统计，苏州典当铺共50家，资本额1741701元；钱庄共13家，资本额211400元。其中一部分是由所谓“城市地主”，即由乡村迁入城市居住或一直居住城中的拥田数百、数千乃至数万亩的地主兼营的。[32](P11)他们还因此成立了农务总会，先后开展了承领荒地、兴办农业试验场、进行农产品调查、改良种子和为第一次南洋劝业会提供参赛展品等活动。[33](P93,94)1922年，浙东农村的土地有25%至33%属城市工商地主所有。[27](P302)据20世纪30年代的调查，苏州城居地主已占当地地主总数的95%，常熟为85%，无锡为40%。[34](P29)在华北地区，也有不少城市工商地主，如山东章丘县孟氏地主，其所开的“祥”字号商店分布在北京、上海、天津、汉口、青岛、烟台、济南等大城市。[35](P384) 如前所述，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主要原因是迫于战乱、灾荒和农村经济的凋敝，当时的城市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远不及实际需求，如时人所揭示的：“中国在旧工业（指乡村手工业——引者）中失了位置的人，虽然跑到都市中去，但是都市中的新兴工业还在幼稚时期，不能收纳乡村中投往都市的人口，因此造成中国今日乡村与都市的普遍失业现象。”[36]即使好不容易找到工作，很多也是短期雇用的季节工。以上海荣家企业为例，“福新面粉厂由于原料供应不经常，一年之中只有在端午节新麦上市后才开足工，到九十月麦子做光就要停工，每年开工只有四五个月。端午节前后，粉厂就开始招进大批工人；到了重阳后，大批工人又被解雇而不得不离开工厂。被解雇出厂的失业工人，就得找寻新的工作。如果家里有田，还可回家种田，否则就要流浪挨饿”。据当时的工人回忆，“有时因为市面好，老板就拚命加班加点赶制。九月以后，或在市面不好的时候，老板就‘死人不管’，把工人踢开。过去厂里停工时，哪里有生活（指工作——引者），我就到哪里去做。我曾先后在泥城桥和杨树浦的轧花厂扛过花衣（指棉花——引者），还曾在杨家渡码头做过装卸工”。[37](P125)上海的机器缫丝厂，多数只是在新茧上市时开工几个月，其余时间停工歇业，上海《商业月报》1937年第7期的调查载：“绝大多数丝厂工人都来自农村，还有农村亲属可以依靠，值此丝业萧条之际，许多人回到其家乡，那些无依无靠者只好另寻出路。” 在近代城市经济较为发达的上海，劳动者失业的情况也很严重。据1934年5月上海市社会局的统计，仅华界内的无业游民就有29万人之多。[38](P29)即使按照最低年份的比例推算，1930年至1936年间整个上海的失业或无业的人口至少为60万或70万人以上。[8](P31)这就导致了这些流入城市者大多成为触目皆是的城市贫民，或勉强糊口，或依旧衣食无着、流落街头，其中很多人在城市的边缘地带搭建了成片的窝棚栖身。1949年的上海棚户区分布图显示，“上海城市建成区几乎完全被棚户区所包围，这时的棚户区人口超过100万，占城市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棚户区充当了城区与外围乡村区域的连接带”。[39] 据20世纪30年代的调查，上海租界的10万名人力车夫中，“大约有6万是没有家眷的，他们都住在车行里，由承放人搭建二层三层搁楼供给车夫居住。在每一家车行的二层搁楼上，须住着二三十个车夫；一间三层通搁，则须容纳四五十个车夫。他们在地板上铺着肮脏的被席，依次的排列着。他们中间拥挤得没有一些距离，这里的空气是污浊的，地板是龌龊的，臭虫、白虱是这里的特产品”。在有家眷的4万名车夫中，“约有2万以上是过着草棚生活的，他们在沪西越界筑路一带空地上花费一二十元，有的每月还要付几角钱的地租（有的没有地租），搭一间简陋的棚舍，勉强作为栖身之所”。[17](P676)棚户区的生活环境，只能用非人来描述：“草棚大率建于泥地之上，四周墙壁或用竹篱，或用泥草碎石等泥凝物，顶覆稻草，窗是大都没有的。通常一座草棚是一大间，长二丈，宽一丈余，也有用芦席或板壁隔成小间，前部为炉灶和休息之所，后部为卧室厕所。地下没有沟渠的设置，一遇天雨，积水是无法排泄的。”[40](P55) 城市边缘地带成片的棚户区，也见于其他口岸城市。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这在有大量来自华北乡村移民的天津，表现得非常明显。你很难将租界内住洋楼、穿西装、吃西餐者与住在城市边缘的窝棚里，过着与乡村农民相差无几生活的新移民相提并论。”[20](P4)据1921年的调查，在杭州“当地有不少被叫做江北佬的人，他们是从长江以北移居而来的从事零工、杂役业的下层人民。其收入仅仅只能糊口。这些人多是贫穷的，有的在陆上租房，有的就居住在随他们而来的系在运河边上的破旧的小船上。傍晚时分，从其附近经过，发现蓬头垢面的妻子、子女在河边淘米，敝衣褴褛的幼儿在一边又哭又闹，其情景真让人觉得可怜。他们生活在杭州城外的湖墅附近，这样的家庭约有1000户之多”。[41](P31) 据1934年的调查：“南京自奠都（指1927年——引者）以来，户口日增，而棚户之增加尤速……有人说奠都以前仅有棚户4000余户，此说果确，则奠都至今，棚户增加了9倍左右，因为现在棚户已有38000户以上了”；“总之，南京棚户自奠都以来，有飞跃的增加，至今仍增加不已。究其原因，实甚复杂，言其大端，则一因南京渐成现代的大都市，吸引人口之力增加，二因农村经济破产，农民被迫离村趋市”。[42](P745,746) 严酷的现实，使得很多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很难在城市里安家或长期立足，如1931年的一份调查所揭示的：“他们的迁徙非因都市直接生产的工商业的繁荣需要劳力而被吸收到都市的，徒以天灾、战争、匪乱（系当时的用语——引者）、土地不足等原因的循环，逼着乱跑。”[43](P278)一项综合性的统计结果表明，通商口岸体系形成后中国城市的发展变化，从总体上说，应是城市体系的“近代化”，而不是所谓的“城市化”。与此相联系，在1930年代前期各省乡村迁徙的人口中，仍以在乡村地区间相互迁徙的比例为最大，城市与乡村互相迁徙的比例则较为接近，而其中由城市回迁乡村的比例甚至还要更高一些。[44]1934年在陕西的实地调查记载：“曾至西安城外之八里村，该村有农民五十余户，灾荒时离村者凡二十户，本年回归者仅有五户。至今不回归之原因，盖以籽种食粮无着，归亦坐而待毙。且离村后，土地荒芜，粮赋未清，欲再行垦殖，须先清偿粮赋，农民逃荒而归，方忧资金之缺乏，焉有巨款清偿数十年之积欠？此农民之所以一去而不复返也。即素称富裕之泾阳县，亦见荒地甚多，扶风、武功等地更无论矣。”[45] 上述史实，充分暴露了在当时的城乡关系的格局下，众多贫苦农民迫于生计，辗转于城乡之间、彷徨失所的基本状况。近有学者撰文认为：“在中国经济史上，农民家庭始终是一个足够理智的经济个体。尽管中国经济史上曾多次出现过诱发农民走出农业、农村，迈入工商业和城市的历史机遇，但在外在生态条件和多重制度约束下农户出于个体理性算计的结果，仍然选择以农为主、工商为辅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他们不像资本主义企业那样追求利润最大化，他们也不像雇佣劳工那样追求工资收入最大化，而是追求产量最大化和家庭的全员就业，这种多重约束下的有限理性乃是导致中国未能及时发生工业革命并迈入现代增长阶段的重要原因。”[46]这种论断，与史实相距甚远。应该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未能走出乡村，或一度走出乡村后又折回，并非是其“出于个体理性算计的结果”，而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根本不可能有所谓“出于个体理性算计”的选择，只能迫于生计，或辗转于城乡之间挣扎求生，或困守贫瘠的土地勉强度日，他们不可能也不应该为丧失所谓“中国经济史上曾多次出现过诱发农民走出农业、农村，迈入工商业和城市的历史机遇”和“中国未能及时发生工业革命并迈入现代增长阶段”负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