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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知识分子的责任尤为重大。《学者的责任》一书精选近现代知名学者和思想家，如梁漱溟、胡适、钱端升、马相伯等在抗日战争期间有关抗战和反法西斯的书信、通电、演讲和文章，生动体现了国难当头之时，中国学者同仇敌忾，反对战争、争取和平，为民族振兴鼓与呼，反映了中国学者的使命意识与责任担当。 一 “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外敌压迫空前严重，而蒋介石实施“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消极抵抗，一味退让，领土主权任人践踏。在国家遭受野蛮侵略，民族面临生存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学者表现出了空前的团结与一致，不分党派，不分学派，不分领域，奔走呼号宣传抗日。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马相伯已届91岁高龄，他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发表《为日祸告国人书》，主张“立息内争，共御外侮”。自1932年11月起，他连续4个月发表了12次国难广播演说，还先后发起组织江苏国难会、不忍人会、中国国难救济会和全国各界救国会等爱国救亡团体，被公认为救国领袖、爱国老人。很多学者奔赴各地演讲，宣传抗日。如丁文江在燕京和协和两所大学的演讲《抗日的效能与青年的责任》中，谆谆教诲青年，要以十二分的努力，了解近代国家的需要，养成近代国民的人格和态度，学会最低限度的技能。而对于受高等教育的青年，要做改造新国家的预备工作，是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唯一的责任！陶行知也于1936年5月间在各地演讲宣传抗日，《怎样才能粉碎日本的大陆政策》《中国的出路》等就是他在中山大学、南宁市中学的讲演。 办刊也是学者宣传抗日的重要渠道。各种宣传抗日救亡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邹韬奋主编的《抗战》月刊，上海救亡协会的机关报《救亡日报》，胡风主编的《七月》等为全民族抗日救亡的兴起，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甚至学术性刊物也承载了抗日救亡的使命。爱国学者、著名史家顾颉刚于1934年发起组织“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创刊不久，顾颉刚痛感民族危亡、国土沦丧，将研究重点由古代地理转向边疆地理，目的在于宣示疆域，昭告世人，中华国土不容觊觎。 还有很多学者用戏剧、音乐、绘画宣传抗日救国。夏衍、于伶等百人集体创作演出的大型话剧《保卫卢沟桥》、郭沫若的《屈原》和《棠棣之花》、张寒晖的《松花江上》、麦新的《大刀进行曲》、田汉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等作品极大地鼓舞了抗日救亡的热情与士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