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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日寇入侵、国土沦丧、民族危机十分严重的抗战时期，要团结全国民众，抵抗强寇，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要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 很多学者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宣传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傅斯年撰写的《中华民族是整个的》是针对日本人策动的华北自治所表达的对中华民族完整统一的坚定信心，“我们中华民族，说一种话，写一种字，据同一的文化，行同一伦理，俨然是一个家族。也有凭附在这个民族上的少数民族，但我们中华民族自古有一种美德，便是无歧视小民族的偏见，而有四海一家之风度。”张君劢也在《中华新民族性之养成》中指出：“看不起自己历史的，不是好民族。总得先有自尊心和自信心，然后可以立国。”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很多学者着眼于中华民族的长远兴盛与发展，撰著至今影响深远的作品，如冯友兰先生的《贞元六书》，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等等，这种以弘扬传统文化精神为宗旨的学术研究可以看作是文化精神的抗战。正如贺麟先生在《文化与人生》序言中所说：“八年的抗战时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最神圣的时代，在这期间，不惟高度发扬了民族的优点，而且也孕育了复兴的种子；不单是承先，而且也是启后；不单是革旧，而且也是徙新；不单是抵抗外侮，也复启发了内蕴的潜力。” 战乱之中，保护我国的文化资源、文化遗产不被损毁也成为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使命。如以郑振铎为首的“文献保存同志会”收集和抢购了大批因战乱而流失的珍贵文献。故宫的文物、各地方博物馆的文物、图书馆的古籍都是学者倾力保护的对象。中国学者或以组织或以个人的力量，竭力保护中华文物古籍的隐藏和及时转移。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入侵，在国家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抵御外侮、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学者必然的选择。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