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在抗战时期，广大爱国学者不得不背井离乡，颠沛流离，在敌机的频繁轰炸中，既要忍受物质生活的艰辛，又要忍受仪器、设备的简陋和图书资料的缺乏，但他们仍旧坚守学者之道，把自己的才智和学识都奉献在民族的抗战和文化教育事业上。他们自觉地把学术研究与挽救民族危亡结合起来，把学术研究与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关注结合起来，以所学报国。 在抗日战争中，《科学》杂志的创办人、曾任四川大学校长的任鸿隽应蔡元培之邀，担任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所长，他因陋就简，筹建化学研究所实验馆，使科研工作得以正常进行。在昆明乡村躲避日军空袭时，他还翻译了W.C.D.丹皮尔的《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宗教的关系》一书。这是我国较早的一部科学史译著，也是一部备受学术界重视和欢迎的著作。他谆谆教诲学生，“救国是我们的最高责任”“读书即是救国，救国必须读书”。 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自觉地将抗日救国作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傅斯年发愤著书，于1932年10月出版了《东北史纲》，针对日本学者“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的反动言论，证明有史以来东北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书后来译成英文，送交国际联盟。《东北史纲》一书为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明确指出东北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各国公认之事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政治与外交领域的学者也将中日关系作为他们重要的研究课题。1936年元旦，钱端升撰文《论中日关系》指出，中日“亲善之不可能”，必“置之死地而后生”，只有下牺牲的决心，准备作积极的抵抗。1938年10月，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钱端升的眼光已经超越当下的战争，论及中国外交的根本政策，强调我们需要一个目光远大的外交政策，奋斗能解决民族目前之厄，但只有和平堪作长期的外交政策。 军事家更是将中日战争作为必然的研究主题。著名军事理论家陆军大学校长蒋百里文武兼修，他与胡适共同创办新月社，并与徐志摩结为至交，应梁启超之约为其《近三百年学术史》作序，但在民族危亡的时候，他最终着力耕耘的仍是军事领域，并以其卓越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教育成就闻名于世。1937年初，蒋百里最重要的军事论著集《国防论》出版，轰动一时，扉页题词是：“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中国是有办法的！中国的各界学者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中国的抗战，为中国的富强寻求解决的办法，调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学术力量以笔墨救国，挽救民族危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