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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辞书的Z部，1520页，《中国法的起源》的解读，与众说不同，具有新意。本辞书依据“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历史记述，同时征信于文献《礼记·礼运篇》以及二里头墓葬遗存等出土材料，确认中国法律起源主要经历了二元化的过程，体现为“法源于礼”，以及“刑起于兵”的交互作用。首先，祭礼作为“事神致福的礼仪程式，不仅具有神秘性，更具备强制力和权威性。在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逐步成为约束本民族成员的强制规范，带有法的属性，成为中国法起源的重要方式。由于其内容如《礼记·礼运篇》所说：“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齐上下，夫妇有所”，故这种法律形式，比较多地融汇了伦理道德的内容，体现了法起源所带有的伦理性。在礼演变为法的过程中，部落间的战争也催生了法。即所谓“刑起于兵”的过程。部落间以同态复仇的战争形式，来解决彼此间的矛盾与冲突，成为当时的常态，而夺取土地财产与奴隶则成为战争的目标。故以战争为表现形式的刑罚手段与相关的法律规定，被催生问世。正如《汉书·刑法志》所说：“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凿；薄刑用鞭扑。”而这种刑罚手段与礼的适用范围有所不同，前者适用于氏族内部成员，而后者则主要适用于外部氏族成员，比较多地体现了刑事法律的强制力与惩罚性。当前者与后者的调整对象与范围有机地结合为一体，就形成了中国法起源的最初形态。恰如《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所说：“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 此外，有关唐朝法制的词条撰写，是作者用力最深，花费时间最多的研究领域之一，这在本辞书中有充分的体现。辞书的T部，从1107页至1118页，共计23目，都是反映唐朝法制状况的内容，这也成为本辞书的一大重点与亮点。总之，无论是辞书的规模、内容，以及所包含的各项历史信息，都已超越以往同类辞书，成为研习中国法制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它非常值得向各界推广，也是值得学人与青年读者认真一阅的重要参考书。（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