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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危机与契机 18世纪是启蒙的时代，也常被认为是国王图书馆的黄金时代。于1719年被任命为馆长的比农神父（AbbéBignon，1662-1743）为国王图书馆带来了史无前例的辉煌。1720年，比农神父创设了五个部门：印本部、写本部、头衔与家谱部以及他主张迁回凡尔赛宫的徽章部。1721年，他将图书馆安置在更加宽敞的纳韦尔宫（H觝teldeNevers）中，它位于薇薇安路与黎塞留路（ruedeRichelieu）之间，是马扎然过去的宫殿。比农神父请建筑师罗贝尔·德·科特（RobertdeCotte，1656-1735）改建并装饰了这座府邸。这一时期的国王图书馆吸引了众多学者造访，图书馆也不断丰富着在法国乃至全欧洲出版的文学与科学书籍，也有来自近东和远东（波斯、暹罗湾、中国等）等驻有法国大使与特派员的国家的珍贵著作与手稿。这些收藏不断增加，有必要对它们进行盘点和编目。于是，1731年，图书馆发起了一场对版画收藏的大清点。从1739年起，第一批图书目录业开始出版。 比农神父于1741年退休。他的继任者都无法达到他的声望，但图书馆的科学管理人员不断增加，专业化程度也不断提高。18世纪下半叶有两位重要人物：一位是1750-1792年间掌管版画部的于格-阿德里安·乔利（Hugues-AdrienJoly），他在任期间引进了各种历史、肖像以及艺术家的收藏，其中就有挪威画家彼得斯（Peters）收藏的736幅伦勃朗的版画；另一位是徽章部的让-雅克·巴尔特雷米（1716-1795），他用一笔相当可观的经费收购了古币研究家约瑟夫·裴乐然（Joseph Pellerin，1684-1783）非常著名的收藏——32500枚古希腊钱币。那个时期的图书馆藏品来自世界各地，独具特色、包罗万象。国王图书馆从此蜚声海外。伏尔泰描述它是“最高贵的机构之一，从没有比之更慷慨且更有益的财政支出”。 在比农带来的长时间辉煌过后，图书馆遇到了困难，黄金时代走到尽头。被任命为馆长的前国家公安中尉勒努瓦（Lenoir，1732-1807）遭到了各主管的嫉妒和排挤。然而勒努瓦对于图书馆却有着他的宏伟计划，他觉得图书馆并未被合理安置，便请建筑师艾蒂安-路易·布雷（Etienne-LouisBoullée，1728-1799）提供方案，这位有着未来眼光的建筑师构想了一座覆盖满图书的巨型大楼，但这个“乌托邦”从未实现。 法国大革命对图书馆造成了深远的影响。首先是一段政局动荡的时期，遭到诽谤和威胁的图书馆馆长勒努瓦被迫辞职。在这种诬陷和告密的氛围中，国王图书馆（随后被更名为国家图书馆）馆长的职位危机四伏。仅仅几年内，两位馆长先后被送上了断头台，还有一位自杀；许多图书馆的骨干也都因同事的告密而锒铛入狱。各种不同的行政改革方案相继被提出。在格列高利神父（AbbéGrégoire，1750-1831）的推动下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最终于1795年10月17日颁布了重组法令。图书馆馆长的职位被一个集体管理部门所替代，它被称为“收藏馆”，由图书馆的八名保管员组成，他们每年会在内部选举出一名主管。 法国大革命对于图书收集条件的修改则对图书馆造成了更加彻底的冲击。1790年实行的第一条措施，就是以自由之名废除义务呈缴制。出于保护作者版权的考虑，1793年7月19日正式颁布的法令将这项制度改为了非强制性，直到1810年才被完全恢复实行。这一时期，成千上万文献被充公或扣押，教会的财产被国家占有，这些种类各异的收藏被送往博物馆和图书馆。在徽章部充实馆藏的过程中，圣德尼修道院（AbbayedeSaint-Denis）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古代珍宝首当其冲。但图书馆只收到了其中一部分珍宝：被称为“达格贝尔（Dagobert）宝座”的中世纪铜宝座和其他一些珍贵物件以及两个写本。来自巴黎西岱岛上圣礼拜堂（LaSainte-Chapelle）的珍贵藏品主要有公元1世纪的法兰西大浮雕玉石（GrandCaméedeFrance）和一本12世纪用银装订的福音书。还有外省的贡献，比如来自沙特尔（Chartres）主教堂的加洛林王朝的写本和梅斯（Metz）大教堂的德罗戈圣礼书（Sacramentaire deDrogon）。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