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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六（1754-1793）被送上断头台后，他的私人收藏被充公，皇室的其他成员、公爵以及流亡贵族的收藏亦然。国王、国王的弟弟和妹妹还有王后在凡尔赛宫的藏书全部被集中到宫里的一个仓库中。国家图书馆的两名图书管理员约瑟夫·凡·普莱（Joseph Van Praet，1754-1837）与兰格莱斯（Lenglès）前往凡尔赛挑选了最珍贵的藏品，其中有16世纪的《布列塔尼的安娜的时祷书》（Heures d’Annede Bretagne），书中的画均为布尔迪雄（Bourdichon）的作品。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在杜伊勒里宫的近4000册藏书也在1792年底被送往国家图书馆。1792年2月9日和12日颁布的法令要求充公流亡贵族的财产，那些逃亡海外的贵族的财产于8月14日被宣判为国家财产。 国家图书馆的科学专员倾尽全力来挑选最合适的文献。印书商的儿子、曾在巴黎德布尔（Debure）兄弟印书馆任职的约瑟夫·凡·普莱于1784年进入国家图书馆工作，直到1837年离任。他学识广博、趣味可靠，大革命时期对于图书馆的藏书积累有明显的贡献。这个阶段总计约有20万册印本、1.4-1.5万册写本、8万幅版画和大量钱币、徽章与物件充实到国家收藏中。国家图书馆的馆藏几乎翻了一倍。革命的理想主义还催生了图书馆对公众更大程度的开放，这体现在常规展览与临时展览的举办、与藏品相关的考古学课程的创办，以及阅览室开放时间的增加等各个方面。 19世纪的建筑、藏品、分类和目录 进入19世纪，图书馆在空间和管理上都困难重重，这是大革命时期与帝国时期藏品大量增长所带来的后果。 19世纪初，图书馆仅占有马扎然旧宫的一部分地盘，由几幢不同的建筑拼凑而成，它们已无法满足图书馆的多种功能需求。这些建筑中包含阅览室、保存馆藏的书库、办公室，还有工作人员的住房、艺术家工作室和（在1795-1868年间）专用于教授东方语言的房间。从那时起，扩大图书馆空间，乃至整体搬迁的设想便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825年，证券交易所从芒萨尔长廊（Galerie Mansart）撤出，让位给了图书馆。1833年，杜伯夫宫（H觝telTubeuf）的清空又为图书馆辟出了一间公共阅览室。各种计划在同时酝酿。建筑师维斯孔蒂（Visconti，1791-1853）从1828年直到去世期间设计的各种改建方案没能被执行。与此同时，巴黎的其他地点被纳入了考虑范围：卢浮宫、玛德莱纳教堂、太子妃广场或是卢森堡公园等等……但直到1858年，随着图书馆委员会的报告递交给历史古迹监察员梅里美，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才决定起草图书馆的就地改建计划。重建工程交给了国家图书馆的新任建筑师亨利·拉布鲁斯特（HenriLabrouste，1801-1875），他几年前刚刚完成了圣女日南斐法图书馆 （BibliothèqueSainte -Geneviève）的修建。国家图书馆的扩建计划于1859年被批准。拉布鲁斯特设计了一个由9个透光穹顶覆盖的巴雪里卡建筑（即长方形柱廊大厅）式样的方形大阅览室。内壁一圈以书覆盖，上方是阿列克桑德·德高夫（Alexandre Desgoffe，1805-1882）的风景壁画和一些大思想家的圆形浮雕。紧挨着阅览室的是一间半圆形大厅，连接藏于一道立有多根女像柱的大拱门后的书库。这间阅览室如期完成，共有344个座位，为读者提供了一种近乎神圣的静思的氛围。拉布鲁斯特在这个大四边形中实施的浩瀚工程也使其他部门得益：版画部于1854年入驻芒萨尔长廊，沿黎塞留路的新楼的一部分于1865年被辟给了徽章部。在这些大工程之后，图书馆还须购得薇薇安路与柯尔贝尔路交界处的最后几栋私人房屋以合拢这个四边形，这个由来已久的想法终于在1878年得以完成。而这些新空间的布置工程要到20世纪初才开始。 藏品的搜集也继续进行。法兰西帝国通过严格和强制的立法体系建立了义务呈缴制（1810年2月5日法令）。1811年10月14日拿破仑一世签署的法令甚至规定“印书馆和出版社的主管部门有权出版一份报纸，预告所有将要通过印刷或版刻出版的著作”。1811年11月1日，第一期《法兰西帝国新书目录》依照这个法令问世，其“出版说明”并非由帝国图书馆起草、而是根据内务部的公文撰写的。这个在帝国的操控下运作的机制一直持续到1828年。义务呈缴从那以后变成了一种双重的呈缴：一份上交内务部，另一份上交王室图书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