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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群居，难免磕碰、摩擦，这时便需要法律维护秩序。而法律的制定又取决于人们对各种利害关系的认识，司法的精细当然能体现社会能力的提升——厘清各种利害次序，合理摆放各种价值。在我国的司法史上，“法礼之辩”历朝历代一直争论不清。所谓法礼之辩，即国家法律与忠孝礼节之间的矛盾，譬如一向让皇帝丞相挠头不已的“孝烈”。此类于法不容、于情可宥的案件，实质在于血亲报仇的礼教观念与国家刑法严正性之间的冲突，历朝历代都曾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每每争论激烈，难以统一意见。仅仅有唐一代，就有三则典型案例。 其一，唐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监察御史杨汪奉命前往川中嶲州(治所今西昌)，因有人举报嶲州都督张审素贪污军款。杨汪在路上被张审素同党劫持，当其面杀死告发者，并威胁杨汪，要他上奏免张审素之罪。后有人杀死张审素党羽，杨汪得以逃脱。自此，杨汪、张审素结怨。后杨汪上奏张审素谋反，张审素被诛，全家籍没，二子张瑝、张琇年幼免死，流放岭南。两子不久逃回原籍，隐匿数年，伺机为父报仇。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年仅十几岁的张瑝、张琇兄弟在洛阳手刃仇人，现场留书，声明其父虽然贪赃，罪不致死，杨汪一伙构陷其父谋反大逆，其父乃蒙冤被杀。兄弟俩作案后，离开现场欲往别处寻杀构陷其父的杨汪同党，行至汜水，被官府逮捕。一时舆情汹汹，认为兄弟俩年幼孝烈，舍身为父报仇，应予宽恕，前朝屡例在先。但也有人认为预谋杀人，按律当斩。唐玄宗召集群臣专题讨论。右相张九龄援引汉代案例，认为两少年行为当属孝烈，应赦。左相裴耀卿、礼部尚书李林甫则认为赦免两兄弟，于国法相悖。唐玄宗赞同后一观点，下令河南府处决张氏兄弟。但相当一部分朝野人士为此伤感，收敛安葬，并建造数座假冢以防仇家报复。 其二，初唐徐元庆案。武则天一朝时，同州下圭(今陕西渭南)徐元庆父徐爽，被县尉赵师韫冤杀。徐元庆寻仇许久，终于手刃赵师韫，然后投案自首。朝廷中不少人认为徐元庆乃孝烈之举，当赦。武则天也想宽赦徐元庆，然左拾遗陈子昂出列谏阻，认为杀人当按国法处置，徐元庆当死；但徐元庆的报仇又符合礼教——父仇不共戴天，国家提倡的孝行，徐元庆又当赦。因此，陈子昂建议，处徐元庆死刑，以明国法；然后旌表其孝，墓碑铭刻。武则天最终采纳，时人认为礼法两全，兼顾左右。 百年后的柳宗元则认为这一处理“首鼠两端”，当诛不当旌，当旌不当诛。柳宗元认为徐爽之罪当诛，赵师韫执行的是国家法律——“法其可仇乎？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柳宗元不鼓励“亲亲相仇”，主张分清是非曲直，才能避免非经悖圣。《驳复仇议》之所以为后人一再标举，司法界之所以再三选为大学法科范文，当然是相中这一“法礼之辩”的内核 其三，唐宪宗元和六年(公元811年)九月，陕西富平人梁悦为父报仇，手刃仇人秦杲，自首县衙。鉴于此类案件前例不一，前人处理不尽相同，唐宪宗下敕要求尚书省集体讨论。职方员外郎韩愈撰《复仇议》，指出儒家经典及诸子经史向无问罪亲子复仇的记载，历代法律对此亦无规定，因为“盖以为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许复仇，则人将恃法专杀，无以禁其端矣”。韩愈要求皇帝根据“血亲复仇”案件的实际情况钦定亲裁：“凡有复父仇者，事发，具其事由，下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旨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