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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宪宗采取韩愈的意见，宽赦梁悦——杖一百、配流循州(今广东惠州)。自韩愈裁报皇帝的建议被纳，血亲复仇者看到赦免希望，客观上鼓励血亲复仇。韩愈这一“先例”对后代影响甚大，元朝不仅允许血亲复仇，而且规定被报仇者还得向复仇者交纳五十两烧埋银，以慰被害者在天之灵。宋、明、清三朝法律虽禁止血亲复仇，但仍有很多机会赦免。 近代也有一侧显例——民国为父报仇的施剑翘。1925年秋，施父施从滨(奉系军长)兵败固镇被俘，孙传芳枭首蚌埠车站，示众三日。施女剑翘立志复仇，放足练枪，1935年11月13日于天津居士林刺杀孙传芳，天津法院判决十年徒刑。当时报界沸议，冯玉祥、李烈钧、于右任、张继、宋哲元等政要均出面吁请，1936年10月14日国府主席林森批准特赦。1957年，施剑翘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施剑翘得赦及获选“政协委员”，至少说明“法礼之辩”尚未结束，两条价值标准还在并行。 “血亲复仇”乃人性本能，西亚、欧洲及其他一些地方的古代法律也有类似鼓励复仇的内容。《圣经•旧约》记载古希伯莱法律：“以命还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出埃及记》第21章)一物还一物，直来直去，直观明了。 起于家族宗法的华夏文化，人伦乃立法基础，百行孝为先，两汉以孝立国，“亲亲相仇”(因尊亲而复仇)成为当然之则。因此，伍子胥为报父兄之仇，掘墓鞭尸；吴越相仇，夫差勾践的故事，为历代津津乐道，悬为范例。西周司寇下设机构——朝士，父兄为人所杀，可上此机构登记仇人姓名，以后杀死仇人无罪。 有了这样的意识形态与制度性设置，当服孝死义的“刃仇”与不容擅杀的国法发生冲突时，部分社会舆论便会倾向赦免，认为于礼有据，古有成例。但另一方面，血亲复仇只认亲人不认法理，只认孝亲不议曲直，复仇矛头有时便对准执行国家法律的官吏，等于直接挑战法律的严正性，似乎也不能简单地给予鼓励。古代司徒下设专门掌司民间纠纷的机构——调人，凡有杀伤，就把仇人调开避仇，不愿离开者要抓起来，防止冤冤相报；已发生复仇，一次为限，不许循环往复，仇杀不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