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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处理孝烈复仇与国家法律之间的矛盾，涉及维护社会稳定的两大原则，确乎有点难度。以古人笼统思维，无法厘清其间关系，长期感觉两难。当然，这一“法礼之辩”的难度，实质还是囿于鉴别能力，难于权衡轻重，惑于分清主次。而所谓认识能力，反映到司法界，即体现于如何摆放这些价值次序。血亲复仇涉及的“法礼之辩”，根柢当然还是在于“尊亲”“尊法”之间的价值区别。 在15、16世纪，血亲复仇在绝大多数欧洲国家为法律严禁，说明禁止血亲复仇成为人类进入近代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文艺复兴之所以成为西方近代文明铺垫期、之所以得到西方史学界的再三肯定，当然得有如此这般实质性内容。 按说，个人的血亲之仇与国家的社会法律，孰轻孰重，不难分辨。个体的“孝”不能凌驾集体的“法”，鼓励“孝”也得有一定边界，不能触碰法律。这些今天看来属于常识的基本认知，在古代却是一道伦理大难题。原因有二：一是我国一向哲学贫弱，抽象思考能力较低，国人容易一根筋走到底(绝对化思维)，只顾“血亲复仇”，不顾国家大法，即便士林官吏对这道情理难题都有点犯晕。二是古代法律公正性较低，人治高于法治，官吏执法差异度甚大，难以得到百姓认同，容易沦为“杀父仇人”。 人类文明最实质的内核即认识自我能力的提高，司法的精细度当然直接体现社会进步。当代法律的最高标准当然应该是：既合乎理想又顺应现实，中庸合度，平衡兼顾，维护社会和谐，体现价值导向。法礼之辩，应该不会成为当代司法难题。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