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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史”研究，问题既非考据太多，也非思想太发达，而是考据与思想不能完美结合。 “学术史”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指任何发生在学术领域上的现象，另一个是指对历史上的学问所做的研究。前者包括不分时间或学科限制的任何学术领域，后者则指历史学特别是经典思想学术的研究。在这一区分的前提下，前者可能有学术与思想之争，而后者会有考据与思想之争。因为考据是指对历史文献知识的确定性研究，它包括文献问题，相关论述所涉的具体历史真相，如人物、事件或制度的深入探究。有时候，古典语文的训诂也被视为考据。而思想一般是指相关历史知识背后的意义问题。 在经典学问传统中，不同时期的学问表现出不同的趋向，这是必然现象。但清代学术则把它变成争论的问题。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就标榜汉学，并攻击宋学“不究礼乐之源，独标性命之旨”，“率履有余，考镜不足”。所谓“性命之旨”，便是生命意义的形上学，也即“思想”问题。这种说法引起龚自珍的异议，他反驳江藩，强调汉宋区别没有那么明显。不过，将各自立场悬置不说，双方成就的重点，的确对比鲜明。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论述清代学术时，主要以宋学作导引，理由就是要平汉宋之是非。 其实，应该把视野放大到“五四”以来的现代学术界。以胡适、傅斯年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学术传统，就是以重考据为特色的。胡适说自己有“考据癖”，无论做中国哲学，还是做《红楼梦》甚至是禅宗研究，基本方法都是考据。傅斯年为历史语言研究所树立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学问宗旨。这种学风在20世纪40年代从大陆带到台湾，并引起现代新儒家的反弹。新儒家中以思想史见长的徐复观，便讥讽其为西洋经验主义末梢与乾嘉考据学末流结合的洋汉学。为了反击这一思潮，徐氏写了很多方法论的文章，揭露清代考据学的弱点，强调思想史的“思想”意义。我们也可以把这种对立，看作考据与思想之争在经典学术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表现。 严格地说，考据与思想的对立，只有两者面对共同的对象，或者企图说明同样的问题而各自采取极端的立场时才能构成。当一个问题需要经验的证据说明时，你忽略或抹杀应有的材料，凭臆想下结论，人家有理由说你空疏。而你关心资料的细节，而缺少整体理解的追求或能力，就如悉心收集破碎的瓷片，而不考虑如何复原古瓶的样貌，当然会被认为缺乏思考的能力。抽象点说，在一个学问系统内部，可能结构位置不同，但两者需要平衡发展。这既可以是一个共同体内部的分工，也可以是某些学者知识训练需要兼顾的要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