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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还有另一种情形，面对经典文化或历史领域时，我们不只是一个学科更不是某个学术分支在工作，而是不同学科共享相同的对象。而这些学科因其知识功能的不同，对经验或者说资料运用的方式或程度不一样。例如哲学史与思想史可能差别很大。哲学史关注理论或观念系统，思想史可能关心思想的根源与作用的途径或条件，后者更重视具体经验的考察，考据是更重要的手段。 事实上，近代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中就存在重历史与重哲学的不同倾向。重哲学的新儒家，如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等，致力于把传统的精神价值提纯为形上学观念。而钱穆、陈寅恪等史家，更愿意展示文化形成的有质感的具体历程。你也可以把两者看作重思想与重考据的放大形式。这样的话，重考据或文献研究，不一定排斥思想，而是某种思想的表达方式。而重思想者，也非反对经验研究，而是在不同的层次上工作。 从前面的介绍就能说明，考据与思想分别属于学术的不同层面，不能互相代替，所以不能说哪种更有价值。但是，考据或思想本身，则有价值的高低。就考据而言，有问题的大小，也有判断的可靠程度的差别。而从思想来说，则有洞察力的不同，或者道理深浅的区分。至于不同特征的学术思潮或知识形态在学术史上的交替，则可以看作相关的学问或知识在应对时代产生的问题时，哪一种更有吸引力的结果。 时代给学问提出的问题是有变化的，相应的学术自然也是变化的。在精神危机蔓延的年代，谈思想论信仰，也会成为文化的时尚。不同性质的问题同时呈现时，就会出现争夺学问影响的角力。其实，如果我们看看章太炎、王国维等学问大家，就知道，原来考据与思想的能力，是可以完美地体现在同一个人身上的，他们也都是根据面对的问题而施展其不同的知识本领。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