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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主体对于信息的取舍剪裁尺度，取决于他的历史观。暂且不说民间修史和官方修史在视角、立场和趣味上的差异，即便同为以客观史实为依据的官修正史，在信息取舍时同样存在很大的腾挪空间。司马迁和司马光出身不同、抱负不同、遭遇不同，修出来的史书，即便就同一个史实所作的判断也有差别。同样是记述汉高祖刘邦在废不废太子刘盈一事上的态度变化，根据《史记·留侯世家》，“商山四皓”出场，促使刘邦知难而退，历史因此获得转机。突出特殊人物的特殊人格和特殊力量，《史记》的这种传奇性叙述，被司马光否定了。官居宰相的司马光政治历练丰富，对于政治事件的判断更倾向于时势的计较和权衡，因此，《资治通鉴》提出了三股力量：诸位权臣的反对，太子生母吕氏家族势力强大，民意不看好刘邦打算改立的戚夫人之子。司马迁和司马光基本上代表了两种历史文本的叙述风格。前者偏重表达叙述主体对于历史发展逻辑的认知，或者说，着重于历史的软文本的叙述；后者偏重史实分析和阐述，着重于历史的硬文本的叙述。两种风格从审美的角度或有优劣之别，从认知的角度各有所长。真正聪明的历史研究者往往将两者互鉴互文，从重合和落差处发现事实的真相和人心取向的雪泥鸿爪。 文艺大还是历史大 文艺既然是历史文本的一种重要形式，那么，文艺大还是历史大？许多人会说这是一个伪命题。历史和文艺怎么有可比性？但是它对个体的人有意义。许多普通人的历史印象都是藉由语言的叙述逐步形成，并沉淀为顽固的认知。比如欧洲人学习希腊和欧洲的“创世历史”，基本上会读希罗多德的《历史》。《历史》作为一部叙述希波战争的历史著作，却也被公认为一部描写欧洲早期风情、传说和人物的散文作品。 因此，文艺既是人类精神和心灵的记录，也是历史缝隙和历史细节的一种记录，文艺和历史的关系，在一开始就是这么紧密。即便经历有效的史学训练之后，我们开始怀疑文艺叙述的历史可信度，文学却一定不会放弃对于历史的叙述，这是由文艺存在的独特性决定的。文艺是用生动的存在悄然改变人们的观念，从信息传播的有效性角度看，文艺的影响应该更大。因此，文艺对于历史的叙述应该保持审慎态度。 今天看来，历史想象的基本路径是，包括各种文本叙事的语言符号系统往往先行一步，搭建出历史记忆的轮廓和血肉，考古学再逐一进行物证研究，以校准、比照、补充、确认，最后形成一种获得多数人认同的历史的阶段性结构。这种阶段性结构的精髓，会通过各种途径传播，沉淀为人类族群的集体记忆。在传播的过程中，这些记忆会不断地被质疑其确切性，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和历史认知的修订，这种历史记忆也会不断地进行调适。因此，历史的建构其实是线性的、开放的，这也正是历史不断被编码、不断被解码的有趣之处。像树一样不断生长的记忆，让人类在历史的长河中自主地寻找自身存在的时空坐标。 既然历史记忆本身在不断调适，为什么今人对历史的戏说会招致历史学研究者的反感？因为对于历史的认知是有逻辑常识的，常识是一座大厦，它是伦理的基础，戏说的非诚意一定会对历史常识进而也就对历史伦理产生破坏，并且后患不断。因此，即便是美国这样一个历史并不复杂的国家，针对文艺作品创作中国家历史题材的表现，也有严格的底线。这样做的出发点不难理解：历史的叙述虽然是开放的，每一环的质地和花纹可以千变万化，但是环环相扣的链条式结构是同向的，链接的基本逻辑是存在的，每个历史阶段也即每一环都顺着一个方向有序链接时，突然有一环扣反了或松散了，那么这根链条就无法持续编串下去。这可能就是历史叙述中大逻辑和小逻辑的平衡关系。 历史以怎样的姿态进入今天和今后？历史的走向由大逻辑决定，但人们对于历史的认知往往取决于细节。一组数字、一个姓名，一段往事、一种命运，都是历史存在的形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