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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真相从何而来 文艺用叙述打开了历史之门，让可能性和合理性在这里相遇、碰撞甚至打架，呈现对于历史的想象力。这就好比我们对于70年前发生在欧亚大陆上的“二战”的历史想象，一方面是通过亲历者的讲述，一方面是通过阅读和观看二战题材的文艺作品，比如《安妮日记》《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等。在此，要特别提到二战题材影视艺术，作为大众文化中最有影响力的一种文艺形式，影视艺术对于受众的历史观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今天它们已部分地取代了文学影响世道人心的功能。 二战题材也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文艺创作的重要面向之一。从现有的文本来看，二战叙述基本上沿着三条线展开：一条是战争给人类带来的苦难。苦难是多重的，有物质的贫乏，也有更重要的精神的摧残、生命的消逝；一条是侵略者的暴行，各种人群在欲望支配下的反人性的行为及罪恶；一条是人类战胜战争苦难的勇气和智慧。在这三条叙述走向的基础上，有学者还总结出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下，文本创作产生了苏联模式、英美模式、德日模式、中国模式，等等。分析一下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种模式，就会明白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战争观、文化观、历史观、哲学观对于文艺创作的影响。 对于一个认真的创作者，他的创作一定是摆放在具体的历史镜框里的。他会在大逻辑下想象历史纷繁复杂的血肉，填充历史的缝隙。谁给予他大逻辑？族群的集体无意识和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传统。当然，一个自觉的创作者，他会独立思考，甚至是质疑和挑战，但他要取证，如果找到了非语言文字符号系统如图像的有说服力的佐证，他就改变了这个环节的结构，实现了历史认知的精进，使之成为历史大逻辑的重要一环。 前不久，在微信上看到纪录片《二次世界大战的真相》，“朋友圈”里不少人对其中呈现的抗日战争“其惨烈、其英勇、其震撼，超乎一般想象”感到意外。这个“意外”充分反映了我们今天对真实历史的认知是多么有限。产生认知距离的原因有很多，但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应该引起反思：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对这场战争的细节叙述，无论“量”还是“质”，都远远不能与八年的艰难时空相匹配。我们既缺乏战时的第一手叙述，也缺乏战后的令人信服的追忆和反思。所以，今天我们对于抗战历史细节感到模糊甚至无知，也就不难理解了。 我们来看看中国本土上的战时文艺是怎样记录这段战争的。首先进入视野的，当然是萧红的《生死场》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这两部抗战文学力作，其中《生死场》更胜一筹，它是萧红的“黄金时代”，写出了沦陷后中国东北农民的气质——“生的坚强，死的挣扎”。萧红被认为是天才作家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她个人的阅历与《生死场》的人物并没有多少交集，主观上也并没有强烈的自觉，但却写出了一部经得起阅读、体味和思考的作品，成为上世纪前半叶中国东北的一部历史文本。如此说来，客观存在的历史不会停留在消逝的时空中，它不停地寻找自己的“附体”——这当然是一个比喻说法——被“附体”的人自觉但有时是依仗敏锐的直觉不自觉地成为了历史的叙述者。历史吞进去多少东西，它迟早会通过被“附体”者吐出多少东西，历史是有真相的。 但是，萧红之后呢？无论是战时文艺还是战后文艺，我们又能毫不迟疑地说出几部得到较大层面认可的作品呢？这恐怕需要深长思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