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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4月2日夜晚，胡适与夏鼐有一私人谈话，论及自己学问的传人。胡适自述：“教了三十年来的书，没有教出一个可以传衣钵的徒弟出来，实在大部分上课听讲的学生，不能算是徒弟，真正可算徒弟的，只有罗尔纲君。”此语当然令人惊异，故被夏鼐记入其日记中。尽管傅斯年、顾颉刚被公认为胡适的得意弟子，但胡适却认为“（他们）当时即比老师读过古书为多，自然思想方面受影响，但是不能算是学生”。又言：“至于思想史方面的传人，似无其人，勉强或可算容肇祖君。”思想史（哲学史）乃是胡适始终从事的主要研究领域，传人竟难得其选，亦出乎意料。话语间，胡、容的思想史师承虽可确定，但似乎未至十分满意，透露出别有内情。 容肇祖在近代学术史上以思想史研究驰名，同时在民俗学、目录学和文学史等方面均有重要的建树。1922年容氏考入北大哲学系，先是沉醉于学习新兴的心理学，后受胡适的影响，逐渐转向思想史研究。其时胡适开设的“中国哲学史”课程颇具影响，傅斯年、顾颉刚以其系统而有条理，甚为认可。课程讲义《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更被余英时认为填补了近代学术史的“一段空白”。胡适在该书导言中表示，哲学史先要做“述学”的根本工夫，即是“用正确的手段，科学的方法，精密的心思从所有的史料里面，求出各位哲学家的一生行事，思想渊源沿革和学说的真面目”。简言之，就是考订史料。这种方法对容肇祖影响至为深远。 1924年是清代著名思想家戴震诞辰二百周年，北平学界的纪念活动热闹一时。此事由梁启超发其端，胡适随其后，历时20个月撰成长达七万字的《戴东原的哲学》。容肇祖受其影响，购得戴震《叙言》，与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校勘比对，复参考其他相关书籍，于次年2月写成《戴震说的理及求理的方法》一文。对于“理”，他解释说“即科学上的定律”，“反对绝对推崇理性而排斥情欲的见解”，而且特别标榜戴震求理的方法，“分强恕与学二方面，而侧重于恕的一方面”。所谓“强恕”，即“以情絜情”的学说，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者而扩充之，以去个人之私，同时认为，“以学为足以去蔽，足以扩充心知之明，去明白事情”。从方法论一面去论述戴震治学的特点，显是受到胡适哲学史偏重方法论理路的影响。 此文开启了容氏思想史研究的漫漫长征。作为本科生的首篇论文，便发表在胡适主编的北大《国学季刊》上，起点不可谓不高，亦可见胡适对他的赏识。容氏晚年犹回忆说，“这对我的激励和鼓舞是不小的”。此外，容肇祖的《述复社》一文梳理明末文学兼政治团体复社的起源和发展，亦是在胡适的直接指导下完成，连题目也经胡适改定，发表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周刊》。该文引起同乡张荫麟在《清华学报》作长篇提要加以介绍。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述至韩非子而止，胡适久欲续作，但进展缓慢，陆续发表的《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也仅到西汉董仲舒为止。老师有意而未成，容肇祖颇有意续成之。他在1925年、1926年，即大学三四年级之时，便开始钻研魏晋思想史，并留有详细的读书笔记，后来整理为讲义，即《魏晋的自然主义》。后来再上溯下延，著成从汉至唐的《中国中古哲学史引论》。 1926年容肇祖毕业后，辗转于厦门、中山、岭南各大学任教，继续因循胡适的考据法和结账法进行思想史研究。其间编著而成的《公孙龙子集解》一书，却颇有争议。是书仿王先谦《荀子集解》之体例，将各家的注释附于原文之后。自序还特别提到胡适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