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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书成后，容氏便致函胡适索序。然而此时胡适的学术思想已从“疑古”转向“重建”，并接受了傅斯年对其“哲学史”研究的批评，转而撰写“中古思想史”。何况《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本来就是代表全体立论，包含了太炎门生之意见，未必便是胡适的真意。因此，胡适接到此书后，大作驳论。略谓：“《公孙龙子》的各家注释，除绝少数外，都有铅印、石印本通行，似无搜集为一书之必要。又此书本甚难整理，注家都不从事于严格的校注文字，而都放言高论。此类的解释，都不易割裂分断，一经割裂插入各句之下，其文字反不易读了，其思路反不易寻了。” 胡适向来说话委婉且注意分寸，这已经是很严厉的批评。容肇祖接悉此信，或不免有当头棒喝之感。在转请冯友兰作序的同时，亦不免重新思考未来思想史研究的路向。因此在1934年至北平任教后，便转移重心，研究明代思想史。 容氏的学术“对手方”是明清之际大儒黄宗羲的名著《明儒学案》。黄氏身为王阳明学派的后传，《明儒学案》自然以王学为主线，所立学案亦多为王派中人。这点容易受人讥议，但正如钱穆所言，阳明心学本是明代儒学的主流，黄氏能够出入其中，理其纲要，流弊尚不算深。容肇祖却有意挣脱名教的牢笼，大力表彰王学之末流，立论标准偏向于反主流、反名教和反程朱。其说表面上打破了原来的汉宋、程朱、陆王之分，实际仍有其倾向性，即主要研究那些异端之思想，反而显得有其主观色彩。 不过容氏治学毕竟遵循踏实的朴学路径，尽量收集明人各家文集，仔细阅读文本，注重时代与思想的关系，借此解读出思想史的有效信息。因此关于焦竑、何心隐、李贽等人的研究能够发前人所未发之覆，甚具学术之价值。以此为基础撰成的《明代思想史》亦蔚为一代名著，成为其思想史的代表作。容氏的学术地位亦逐步得到承认。胡适《中古思想史长编》曾经油印数十本，寄给容肇祖、汤用彤、陈寅恪、傅斯年、冯友兰、单不庵等数人看过。相信这些人必是胡适眼中合格的、可以信赖的思想史评阅者。 在外人看来，容氏无疑属于胡适一派。容肇祖在1937年得以从辅仁大学转入北大，的确很可能与胡适的援引有关。到1946年重返北大任教，胡适的帮助更是有迹可寻。现存三通容氏去信言及此事。 1949年初，容肇祖曾多次至胡适寓所，劝其留下。胡适虽不听，亦未加斥责，对于容氏的政治倾向当然了然于心，但尚能尊重其选择。随着胡适的离开，两人的师徒联系就此中断，惟其思想史研究的传承有待后来者的叙说。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