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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进入北京后，做的一件大事就是筹措财货，将府库、皇宫、宗室、勋亲的财产，全部抄收，连太监的家当都没放过，《明季北略》称：“贼将各踞巨室，籍没子女为乐，而兵士充塞巷陌，以搜马搜铜为名，沿门淫掠。” 李自成还史无前例地设立了专门的追缴机构，而且一建就是两个。大顺政权在“户政府”下设立“摧饷司”，专管其事；“刑政府”下又有“此饷镇抚司”，配合以刑事打击。大将刘宗敏制作了5000具夹棍作为刑具，“木皆生棱，用钉相连，以夹人无不骨碎”，夹得饷银超过7000万两，相当于明朝正常岁入的5倍。 普通民众忍受不了劫掠，农民起义反抗农民起义。 在传统史观中，农民起义军多是劫富济贫的形象，但如果仔细分析一下一度被捧得很高的水泊梁山义军，会发现，抢掠普通百姓也是他们的重要工作。 《水浒传》里梁山好汉打破大名府中有这么一段：“比及柴进寻着吴用，急传下号令去，教休杀害良民时，城中将及伤损一半”。显然，在传安民命令之前，梁山大小好汉已经屠了半个大名府。其实，每攻破一地宋江哥哥都会下达类似命令，如青州，“宋江急急传令，休教残害百姓。且收仓库钱粮”。这个“急急”与大名府的“急”交相辉映，看来梁山好汉可不如宋公明吹嘘的那么仁义。 如果说《水浒传》是小说不足为证，那可以再看看太平天国。太平军前期只是打劫官府，到1860年时，劫掠的对象已经不再局限于富户，太平军“搜括四乡”，连贫家也“无有免者”。在浙江丽水，太平军“搬运粮食络绎不绝，富者仓廪皆罄，贫者亦升斗无余”。由于太平天国政权征税过重，导致了部分地区反叛，出现了农民军反抗农民军的奇观。 咸丰四年(1854)2月，太平军攻克安徽徽州，在黟县征粮，赋税沉重，引发当地乡民的激烈反抗。百姓持鸟枪杀死太平天国官吏数人，最终太平军发兵弹压，把抵抗的乡民悉数烧死。(见佚名《徽难全志》) 咸丰十一年(1861)12月，江苏无锡安镇东市四图庄乡民聚众抗租，民众均以青布扎头为标志，发动骚乱。在太平军主将黄和锦的镇压下，乡民被迫接受“乡官调停，一律还租”的条件。(见佚名《平贼纪略》) 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浙江包村起义，太平军进入江南后横征暴敛，平民包立身起事，组织“东安义军”，对抗天京政权。从咸丰十一年11月到同治元年(1862)3月，洪秀全先后派出数万将士攻打包村，侍王李世贤、戴王黄呈忠、梯王练业坤、首王范汝增、来王陆顺德联合，率十余万太平军围困包村，立誓“不破包村不还”。 这场战斗异常激烈，从店口至高湖连营六十余里，历时9个月、死伤数万人，太平军中甚至流传有“甘弃南京而破包村”的口号，忠王李秀成之子便是死于此役。最终，包村被攻破，被屠上万人。 教科书把这些反抗力量称为地方团练、地主阶级反动势力，但东安义军不同于当时的 “奉札办团”，不具有团练性质。包立身和太平天国作对，却也没有投靠朝廷。在包村起义的檄文中，包立身宣誓起义之宗旨在于“救蒸民于水火”，保卫乡里秩序，并没有表达对满清皇帝的忠诚。 相比太平天国几个领袖，起义领袖包立身还是彻头彻尾的农民，在时人的笔记、书信中，多有包立身“世业农”、“农家子”、“本村甿”、“家世力农”的记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