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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史研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的显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就传统的研究模式、问题而言，辛亥革命史研究已有的成绩造成“学术高原”，难有突破；学术风气的转移、新的领域和研究方法的引进，导致新文化史、社会史等前沿领域的研究视野和方法迅速影响到传统的研究方式。目前已有一批新整理出版的资料，和一大批历史报刊可以便利利用，在此基础上，从原始材料出发，发现新的深入研究的切入点，开辟新的研究课题，已成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新趋向。 丰富的社会报道对于政治的反映 报纸是报刊史料中最能反映当时社会状况的内容，对于社会生活方面的描述尤其丰富，从中可以发掘大量的社会史课题，进行深入研究。例如，1911年3月至6月，《申报》连载了许多关于江浙粮米问题的电文材料。1910年江淮流域发生大水灾，灾情遍及皖、江、淮、扬各地，米粮短缺，物价飞涨，江淮各地抢米风潮不断。《申报》上刊登的《沪商采办客米之不易》等几则报道，反映了各地为救灾自筹办法采买粮食的种种情形，包括调拨本省仓米或运用赈款采买、省局拨款、各州县自筹、筹赈局拨款。但是清末仓储系统日趋衰败，在《申报》的《江苏督抚电请截漕》、《浙抚电请截漕》等电文中，可以看到各省截留漕米的情况以及其原因的陈述等方面的内容。从这些连续性的报道可以看到，朝廷本应在灾荒中调拨大量的粮食赈灾，但清末政府财政空虚，除京仓之米尚可以满足京畿地区之外，其他各处已无力顾及。在得不到中央政府的援助或援助不足的情况下，截留漕米就成了受灾省份自筹赈灾物资的手段之一。从这些报道中不仅看到了灾荒的详细情形，而且也看到了清政府对于灾荒的救治能力已大大下降，特别是反映了地方势力的膨胀，相邻省份督抚的态度对于救济效果，具有重要的影响。 报纸对于研究地方性事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在《申报》、《时报》、《大公报》等全国性大报中，对于地方性事件的连续报道并不少见。1909年的《大公报》和《申报》中，报道过安徽军事方面的情况，其中又特别关注到安徽防军与当地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大公报》1909年2月报道过芜湖防军哄闹妓院的事情，其后《申报》也以“营兵学堂之冲突”等为题，反映在巡防营内部，营官对营兵控制的削弱、营规废弛、营兵素质低下，特别是驻扎地方的防军与当地民众、政府、新军、巡警、土匪、会党都有复杂的关系，与当地士绅有时又有相互利用的关系。这些情况，对于认识晚清地方政局都有重要的意义。1912年3月7日至5月底，《申报》连续刊登广东潮汕地区的政局和地方社会混乱。广东光复后，各地由拥有武装的各种势力所占据，各种势力为争权夺利展开激烈斗争，地方不得安宁。“林激真乱潮汕”对此是一个很好的个案。《申报》登载各地潮州商人电文，强烈谴责林激真扰乱潮汕，要求广东都督陈炯明尽快派兵镇压。又报道“城内各商家已多罢市，东北一带居民迁徙者不下百余家。”从报道中可以看到这一事件所反映的民初潮汕地区的社会情形，也使研究者能够认识到，光复并未一般性地导致地方社会秩序的深刻变革，也未给人民带来真正的福祉。 报纸还能从多方面反映重大历史事件对于民众社会生活的影响。有些民间事件，看上去是一些琐事，却能够反映重大历史事件下的民众观念、态度和生活。民间的政治态度、民间的话语方式从一个个侧面，生动反映了政治和思想上的显著变化。例如，民间冤情以新式话语表达，就为相关申诉增添了力度。南京一钱姓人家被查抄出枪8支，革命军以“窝藏军械”定其罪。钱家申辩，8支枪是30年前之废枪，与新式子弹绝无相合，拟向大总统上书，要求答复查抄和定罪理由，“否则与共和政体违背，更甚于专制。”常州军政分府随意责打百姓，画家程淯上书孙中山，指出“夫使其人而果有罪，自应由法院审判，依法律处罚，军政府何地何得违法侵权，武断至此，”违背了孙中山和革命党人“以人权神圣为前提”的宗旨，要求严惩这些“不肖官司”，以示革命政府“所以重人权而免荼毒”。这些小事件在一般历史叙述中难以有具体的反映，所表现的也主要是社会面上的新闻，而通过这些故事，恰能够看到政治与社会、精英与民众的互动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