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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重大历史事件后续性和细节性反映 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在一般论述和历史教科书中有重点阐述，但也有许多后续性和细节性情况，不得其详，而它们在报刊报道中却丰富而详尽。 1911年革命党人在广州发动了接二连三的起义和暗杀活动，“三·二九起义”是众所周知的重大历史事件，起义后广州的社会情形，则需从当时报道中进行更详细的研究。起义发生后，各种报纸都报道了广州市面谣言频发的情形，《民立报》报道，“城内铺户、居民起居一切，心目中无时不以革党如在左右，杯弓蛇影，互相疑惧”。香港的《华字日报》记录了广州民众的恐慌情势，谓“家具之搬迁，男女之仓皇，仆仆往来，相戒于途，非曰尔怕否，则曰来到否，其中种种惨象、狼狈情形，不一而足……广府前、双门底一带则见行人稀少，贸易寥寥，一片荒凉之境，触目皆是。” 8月13日，广州又发生了革命党人林冠慈、陈敬岳等暗杀李准事件，此次事件“比诸日前温生才刺孚将军时社会尤为轰动，言论愈觉铺张，迁徙者亦更多”。这些报道揭示了在这种特殊环境下可能对政治革命造成的深刻影响。从广州后来的情形看，广州光复时，广州商人积极推动和平反正，渴望安定的市民期待早日安定大局，意志全消的清朝广州官员也纷纷弃责求生，另找出路。在历史的合力下，处于革命党人活动低潮的广州，却能以和平方式迅速光复。由此延伸思考，从这些与大的历史背景和历史事件紧密联系着的后续性事件和历史细节中，可以得到更进一步的思考。周锡瑞非常强调“革命前夜”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将革命政党赖以存在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研究清楚，才能理解辛亥革命运动突飞猛进的原因，以及当革命爆发时人民为什么愿意接受革命的事实。路康乐也十分重视革命环境的重要性，指出“革命形势”比革命更重要。辛亥年间广州的社情民情，对此正提供了生动的例证。 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形势、革命党人的活动倍受关注，而清廷方面的情况，其细节往往被忽视。报纸报道的许多详细的故事，能够补充人们对于统治者方面的反映的认识。清廷在陷入困境后努力自救，无奈统治基础已经崩溃，即使在满族权贵中，也显示了严重的败象。《大公报》报道，1911年12月29日，资政院议员提出公债办法，“请旨饬下亲贵大臣提倡募集国库短期公债以济急需。” 1912年初，北京绅商“公举代表百余人乘车五十余辆赴各王府第”，对亲贵施加压力。尤有趣味者，禁卫军及其他军队痛恨各王公世臣厚拥私蓄，不捐军饷，曾函致资政院劝其速捐，但各亲贵等仍复犹疑不决，各军队再函知照，“限于三日内，再不缴出，即实行以兵围攻各府第”。此类故事，对于理解清廷垮台时的人心世象，理解清廷覆亡前其统治基础的次第崩溃，都提供了生动和详细的素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