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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教案危机，指西方在华教会势力（主要是天主教和基督新教）与中国反洋教者之间发生冲突，形成案事，从而引发、加剧社会危机。晚清时期，教案危机时有发生，令人瞩目。面对此局，清政府的应对状况如何，值得探讨。 以妥协为基本倾向 鸦片战争后，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剧，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并且愈陷愈深。“教权”成为相关不平等条约的要项之一，这一条约背景是教案危机的构筑要件。作为防范和处置教案危机的中方主持者，清政府只能在此特定舞台上作有限回旋。即使如此，上至最高决策者，下至各级官员，仍有一定选择余地，其具体表现和应对之策也有优劣高下之别。在分析这一问题时，我们既应当把握总体的“主流态势”，又要看到内部差异。 就“主流态势”而言，当时清政府处在对外国和教会的妥协与抗争的纠结之中，而以妥协为基本倾向，抗争则有着很大局限。清政府只能在“守约”的前提下，在有限空间内进行抗争，“逾约”抗争则难以成为其典型表现。就其内部差异而言，一般来说，上级比下级、局内人比局外人表现出更强的妥协性，而抗争性较弱。外交的主体是国家，因此，越是上级官员（特别是清廷），越容易直接受到外国的“终极”挟制；下级官员或许并不直接受外交方面的挟制。局内人一般从实际情况出发，就其所能，行其可行之事；局外人则往往昧于内情，甚至大言无忌。不过，局内的下级官员并非因此就能得处善境，通常会因为辖境内发生案事，处置不当，而受到上级乃至朝廷的迫令和问责，从而处于尤为被动和难堪的境地。 晚清政府对教案危机的应对，必然涉及外交和内政。对清政府而言，教案是外交与内政两大方面要素的绞合体。在当时条件下，在教案的防范处置方面，内政受外交的制约尤其典型。有些本来纯属清政府内政的事情，外国和教会往往横加干预。清政府被迫屈从之事固然不少，但中外条约并无外国、教会可以干涉清朝官方政务的规定，因此，清政府并不轻易放弃藉约抵制的努力，这甚至是它强调“守约”的重要方面。对清政府来说，在涉教问题上，外交与内政绞合成一个繁难的巨大纽结。 以“持平办理”为基本原则 清政府处置教案危机的基本方针，可用“持平办理”、力求“民教相安”来概括。“持平办理”是其解决教案问题的基本手段和原则，“民教相安”则是其着力追求的目标。这个目标意味着，须将教案导致的“不安”转化为“相安”，防止再次发生新的教案。显然，对于教案来说，“民教相安”既是化解的结果，也是防范的条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