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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平办理”与“民教相安”所涉主体不尽相同。前者的主体自然只是教案的办理者，涉及外国方面和清朝官方。清政府当然希望并要求外国方面能遵守“持平”原则，但对其并没有制约力。清朝官方能够实施法定行令的对象，只是本朝的各级官府和官员，要求、督饬他们在办案中“持平”。“民教相安”则是要尽力营造的一种状态和局面，主体牵涉很广，包括中国与外国、教方与非教方、官方与民间。当然，清朝政府也希望外国和教方能做出努力，共促此局，但同样缺乏制约力，其所督饬的对象也只能是本朝的官员和绅民。本国教民当然也应在其内，但是，教民恃教脱管的现象在相当程度上是实际存在的。尽管如此，清政府仍然竭力督饬本朝官民，以期“民教相安”。在当时清朝官方的话语中，“持平办理”、“民教相安”有时可能是分开的，所用字眼也可能稍有差异，但在许多时候和场合，二者是联系在一起的，将其视为清政府处置教案的完整方针，不但成立而且确当。 至于应对教案危机的手段，除了“持平办理”之外，清政府在可能条件下，也会对外国和教方采取敷衍、拖延乃至欺饰这一“策略”，对涉案的本国官、绅、民区别对待。另外，还包括对教案的防范，譬如平时进行“非攻教”（特别是不暴力打教）而要隐然“修政”和强化“圣道”的宣传、教化。 教案加剧社会紊乱 晚清政府对教案的防范处置，对“反洋教”而言自然是“灭火”。特定时势条件下的“反洋教”，当然包括“反侵略”成分，但又并非纯然如此。晚清政府对教案的防范处置，不免有屈从外国、对内镇压的负面效用。不过，“反洋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体，譬如，与所谓“崇正黜邪”的文化因素息息相关。无论如何，教案显然会引发和加剧社会紊乱，清政府力图通过缓和乃至平息教案，特别是制止“打教”，以尽量维持社会秩序。这已不单单是出于维持其政权统治的需要，同时也有其作为社会管理者的责任所需。严复抱有深刻的“教案危机”之感，他认为，打教致乱，“而大犯万国所不韪”，“而蚩蚩者流，一摇足，一举手，皆足祸延国家”。这不能不说是当时一个很现实而又切要的问题。清政府对相关事件的平息处置，未必没有必要性和合理性，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认真酌量。 对于教案的引发和处置来说，都可能兼具理性与偏执。理性可作为与感性相对的判断、推理情境的指称，也可从更素常的意义上指从理智上控制行为的能力。而偏执当然属于非理性，更准确说是非理性主义的表现。一般而言，易于引发恶性教案的集群性暴力打教事件中，往往不乏非理性主义的诱因成分，例如为反教谣言煽惑而盲动。薛福成、郑观应等新派人物的涉教言论，则显出较强的理性色彩。 总之，清政府应对教案危机的机制和情状非常复杂，既不好作正面或负面、肯定或否定等非此即彼的简单价值判断，也不宜以某种固定的范式来机械套定，需要通过实事求是的细致审视，获取相关具体认识，在此基础上才能作出科学概括。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