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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评弹由评话与弹词两个曲种组成，渊源可追溯到唐宋时期，但真正意义的苏州评弹则兴起于明末清初，与苏州市民社会的繁兴同步。苏州评弹不仅是观察江南社会的窗口，它与江南社会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相互影响的。缺失了评弹元素，人们心中的江南将失色不少。 江南经济文化孕育了评弹 苏州被誉为人间天堂，天下人无不乐居苏州，致使人地矛盾日益尖锐。在重赋与人口双重压力下，苏州人重理性、求变通，善于在夹缝中找到施展才能的天地。农业管理更趋精细，种桑植棉，发展手工业，吴绫苏布远销海内外。苏州城内五方杂处、百业俱兴、万商云集、市曹繁荣。为保障财赋收入，统治者对苏州的政治控制十分严密，乡绅、官宦的地方自治功能被削弱，市隐心态浓重，转而构筑私家园林，寄情于诗书歌吟之间。有清一代苏州状元达26人，占全国的22.8%。 经济与文化的交互作用，催生了评弹与昆曲这对“姐妹花”。于是有状元、优伶为苏州土产之说。昆曲曲高和寡，主要流行于士大夫阶层；评弹雅俗共赏，受众遍及士农工商乃至贩夫走卒。相应于苏州人的性格，昆曲被称为“水磨腔”，评弹弦索叮咚则如江南水韵。如果说评话有如太湖般开阔澎湃，弹词则如穿街越巷的小桥流水。似水长流的评弹，深藏着苏州人的市隐心态，流淌着苏州人的心曲，叙说着苏州人的机敏、睿智、沉稳和变通。《书坛周讯》云：“江南盛行弹词，确为高尚娱乐，谈古论今、倡论道义，寓讽劝于无形，雅俗共赏，弦索悦耳，怡情悦性，毋怪人多杯茗在手，静聆雅奏而辄无倦意焉。”进茶馆品茗听书成为苏州市民生活方式，绅商官宦则把评弹艺人请进家门举办堂会。苏州的大街小巷飘荡着悠悠的评弹音乐和声如金石的评话，与小桥流水、枕河粉墙融为一幅有声有色的苏州图景。 评弹从形成之初便走出苏州这一江南中心城市，向吴语地区扩散。这是由评弹的艺术形式和内涵决定的。评弹艺人在一个地方演出，根据书目，演出周期少则十余天，多则数月。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口流动小，演毕就要变换场地，而且数年内不会再来。这就是评弹的走码头，“不过说书的走码头，仅是南抵嘉兴，北达武进，以此一小小地域为限，因过远之处听不懂苏白，去亦徒然”。江南水乡水网密布，评弹艺人行装简单，评话艺人只需醒木和折扇，弹词艺书人则背一琵琶或弦子即可搭船成行。评弹的演出场地也极简单，村落集市的茶馆设一桌一椅即可开讲。评弹码头有大中小之分，艺人也相应分为苏州响档、码头响档和普通说书人。从小码头走进大码头，从普通说书人成为苏州响档，充满竞争和机遇，最终成为苏州响档的是极少数。实际上说书人并不只是从小码头向大码头进军，即使身为苏州响档的说书人也要到中小码头去。评弹艺术借着走码头，深入江南社会的每一个细胞之中。 评弹有着如此强大的传播力，除了苏州是江南的经济文化中心外，还由于雅俗共赏的文化内涵。一是评弹脚本多源于市民文学，历代文人也有为之书写或润色者，如清代女弹词作家邱心如、陈瑞生等，近现代文人平襟亚、陆澹庵、姚苏凤、陈范吾、陈灵犀等。二是说书人与听众面对面交流，说书人从听众眼神、表情及对书情的反应中可以感受到评弹的优劣。苏州市民普遍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儒雅风度，他们喜爱评弹，会对说书人书艺的高下、书情的合理，提出中肯的意见，有时甚至是苛求，从而促使评弹艺术日趋精致。经过数百年的磨合，评弹在江南地方戏曲中独领风骚。 评弹文化圈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到乾隆年间已趋成熟，如乾隆三十七年的弹词抄本《雷峰古本新编白蛇传》、乾隆刊本《新编重辑曲调三笑姻缘》等，流传至今；有了一批知名的评弹艺人，如演说评话《隋唐》的季武功、弹词《落金扇》的王周士、弹词《白蛇传》《玉蜻蜓》的陈遇乾、俞秀山等；还有了评弹艺术的经验总结，如王周士的《书品·书忌》。1776年苏州评弹艺人的行会组织“光裕公所”建立，成为评弹事业成熟、兴盛的标志。此后，垂至清末、民国前期，苏州一直是苏州评弹的中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