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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都市文化升华了评弹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评弹艺术深刻影响着江南人的性格、社会风尚和价值伦理。社会变迁也影响并制约着评弹的盛衰。近代评弹中心开始由苏州向上海转移，这与太平天国运动对江南的破坏有关。为躲避战乱，大批江南绅商离开曾经温柔富贵的家乡，来到人地两疏的上海租界，心中挥之不去的是故乡、故土、故人，于是聆听以吴语演唱的评弹成为他们寄托乡思的最好方式，评弹也因此成为租界最受欢迎的戏曲。作为苏州和江南文化符号的评弹场景，开始在租界大量复制。上海租界所具有的相对宽容和自由，容纳了评弹中心的转移。 一是女弹词与男女拼档在租界得到自由发展。从19世纪中叶至末叶，书寓女弹词在上海极其兴盛。清季妓女弹词取而代之。20世纪20年代随着新女性的觉醒，职业女弹词的队伍形成。1929年男女双档的形式开始出现，在苏州等地演出。1934年吴县当局以“男女档有伤风化”为由，禁止男女档在吴县演出。1935年男女档合作演出的艺人成立“普余社”并进入上海演出。男女双档极大地丰富了评弹的表演力，使其刚柔相济，更受市民欢迎。 二是上海响档的崛起。从《申报》的报道和广告可知，1910年前后苏州“光裕社”的男性评弹也大举进入租界淘金，书场业极为兴盛，“上海的书场业有一个疯狂时期，三四马路、大新街附近一带以及南市城隍庙等处，简直是五步一家，十步一处，到处悬挂着书场灯笼与招牌”。租界为评弹在上海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天地。上海响档优于苏州响档。各游乐场以高额报酬聘请男女评弹名家、响档到上海献艺，致使说书的响档云集上海。说书人只有走红上海的书场，才能称为上海响档，到码头去人家才会说他是“上海先生”，从而号召力倍增。 三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无线广播使苏州评弹的空间无限扩张，占领了上海的大街小巷和江南水乡市镇的时空，成为都市及其江南文化圈的象征符号。 四是知识精英为评弹定位造舆论。《申报》1926年3月29日刊登应鹏的《弹词与大鼓》，介绍了吴宓的《希腊文学史》一文，认为《荷马史诗》与弹词最为相近。《申报》1925年5月4日发表陈叔平的《改良说书我见》，认为“说书取值廉而听众多，颇可引人入胜，实系民众文学之一种，苟能利用之以针砭末俗，匡正人心，其效力之伟大，远非寻常演说所能望其项背”。此等舆论使上海市民认定评弹为高雅艺术。《大光明》1930年2月12日《弹词在上海暴热》称“据云上海人之心理已渐转移，以游戏场非高尚消遣之所，故喜附庸风雅，以听书为最幽雅时髦之事也”。 评弹中心转移到上海后，直至20世纪60年代，受众始终居地方戏曲首位。但随后的政治运动和对传统书目的多次“斩尾巴”，造成评弹后继乏人，评弹听众也产生断层，评弹受众老龄化使评弹在上海经历了“失忆”的过程，听评弹作为市民的生活方式逐渐淡化。这种情况在苏州乃至江南是普遍的。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戏剧、曲艺纷纷式微。因此，从江南看评弹，从评弹看江南，对评弹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探讨其与地方社会复杂的互动关系，以及传统文化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如何与现代社会相容共生、如何传承与保护，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弹历史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负责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