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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2月12日(辛亥年腊月二十五日)，清帝退位，宣布共和。面对这一旷古巨变，徐世昌在日记中仅有一句记载：“今日奉旨宣布共和政体，组织临时政府。”一周后(即壬子年正月初一)，那桐则于日记里写道：“昨日呈进皇太后、皇上如意二柄，今日蒙恩赏还。风定天晴，气象甚好。此后遵照临时大总统袁通告，改书阳历。”江山易手，王朝灭亡，徐、那二人非但没有痛心疾首，愤恨萦怀，反而一个轻描淡写，一个满怀喜悦。可见清廷在他二人心中之分量，实在是微不足道。 辛亥之政局，如同一场清廷与革命军对垒的足球赛。清廷教练组即满清皇室，队员乃以袁世凯、徐世昌、那桐为首的一干重臣。面对革命军的凌厉攻势，清政府队中有人故意罢赛，如那桐，更有队员消极比赛甚或踢假球，如袁世凯、徐世昌，于此形势下，清皇室焉能有不下课败北之理？ 郑孝胥与恽毓鼎：“疏槐短柏总伤神” 1911年，郑孝胥、恽毓鼎两位的人生轨迹可用四字概括：殊途同归。 之所以说二人殊途，首先在于该年郑、恽仕途遭际迥异。通过端方和盛宣怀的一番运作，郑孝胥出任湖南布政使，从而再度为清廷效力。恽毓鼎则没有这般好运气，是年四月，他黯然离职。 其次，二者之政见亦针锋相对。郑孝胥在清末乃活跃人物，是铁路收归国有政策和立宪运动的坚定支持者与参与者。与之相反，恽毓鼎则认为二者都不靠谱。在他看来，铁路国有“此策创于邮部盛大臣”，该措施“启祸而有余，乱其始此矣。”时人“侈谈立宪，举国内外政而纷更之。我瞻中原，蹙蹙糜所骋矣。中夜悲愤，不禁泪下。新学小生，以此愚监国而骗功名；监国阁臣，以此自愚而忘宗社。人心尽去，宪将谁立耶？”平心而论，恽反对立宪颇显落伍，不过质疑铁路国有确也有几分见识。政府仓促间取消铁路商办政策，言而无信，有如儿戏，必定会招致商怨民愤。所以郑的国有主张真乃病急乱投医，悖时逆势。 当然，仕途、政见虽不同，但二人之抱负却极为一致，即捍卫清室之安危。出任湖南布政使后，郑颇踌躇满志。6月20日，借入朝谢恩之机，郑迫不及待向载沣进言，“痛论借债造路为变法之本策”。据郑日记称，“摄政王屡颔，甚悦”。赴湘途中，郑更是将新官上任之喜悦付诸笔墨，“常人类多偏狭而不知轻重，故其是非颠倒有不可以理喻者。”“余既出任世事，当使愚者新其耳目，智者作其精神，悠悠道路之口何足以损我哉。”其志向之大可见一斑。恽毓鼎虽身居市井，不在其位，无郑之风光，但依然深怀用世之心。读其《澄斋日记》，便知其日常所阅之书多为政史类典籍，诚如其言“五十解组，此心究难忘世，不能不预储学识，为异日行政之权衡”，大有东山再起之势。 大厦将倾，覆败之局又岂是郑、恽两个传统士大夫所能挽回的？于此江山易主、新旧鼎革之秋，郑孝胥“昧爽即起，寝不安席，食不过味”，“惟有以遗老终耳！”恽毓鼎则“悲愤交迫，几不聊生”，徒叹“今年犹是去年月，不照清娱偏照愁”，“自分永作江湖逸民，不复与闻政事。”枯坐书斋，青灯孤影，痛思过往，万念俱灰，二人唯有一边擦拭泪水，一边总结亡国根源： 北为乱臣，南为贼子，天下安得不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