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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首义后，不少人认为只有袁世凯方能力挽狂澜，胡适却不以为然。在其看来，袁“此人真是蠢物可鄙。”当翻阅《神州日报》，看到众多夸赞川督岑春煊之词时，胡“读之不禁为之捧腹狂笑”。甚为可惜的是，胡适日记写至是年10月30日便中断，后续部分据其称已散轶。故我们不能更为细致地把握其思想脉动。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当年的胡适对专制王朝并无好感，反倒对革命势力颇为同情。 再观吴宓，1911年对他而言，则是内心极为纠结的一年。因为这一个寒暑轮回，他始终为学业所困。 吴于当年2月初抵京，参加清华学堂入学考试。按照规定，即使考入清华，也尚需四年方有资格赴美留学。其实吴宓之前已接受较为系统的中学教育，但为了圆留洋梦，吴心想“将来果能靠住往新大陆一游，则静待几日亦无可奈何之计，否则机会不易得也。”但当时留学生多为“富二代”或“政二代”，终日游手好闲，他们靠老子的钱和权买通校方，垄断出国名额。于是乎，弃学东渡之念闪过吴宓脑际。东渡便意味失去留美机会，留守仍需忍受各种怪现象，吴不免于此两种选择间犹豫徘徊。其日记里对此心情有着极真切地记录：“人生最苦莫如心有两事，未知所可，交战于中，实觉难受。且人更不可心动，余心已动，直怦怦不能自已。”一番思想斗争后，吴终放弃东游之打算。 然后时局的骤变已不容许吴宓安心于清华求学了。武昌事起，京城谣言四起，人心惶惶，清华“学生有出校回籍者。而同班之中，亦有若干人请假入城，侦探消息，藉作逃计。殊觉惶惶异于常日也”。同时“本校中国教员，多半已皆辞职回籍”。此刻之吴宓，反而天真地认为革命军难成气候。这其实与其脑中较为浓厚的卫道思想有关，即使到了民国六年，一次他在火车上遇到张勋的辫子军，竟还赋诗赞曰：“健儿喜道年时绩，白下将军破敌归”。也正基于此因，当同学纷纷离校避难时，吴还故作淡定，以为“能经此一番离奇变迁，目睹而心识之，亦人生不可多得之幸事也。”不过随着风声一日紧过一日，吴宓内心也波澜起伏，再度纠结起来。 看着学友东奔西逃，听闻战局风声鹤唳，吴“终日心中忐忑，至不静适”，忽而欲赴沪避难，突然又决定“静居以观后变”，实则心乱如麻，手足无措。至11月8日，吴终得解脱，学堂宣布暂行解散，每人补助旅费20元。吴便收拾行装，于次日奔赴上海。临行前，吴于日记中写下颇为伤感的一句：“回顾清华园风物，怆然欲涕，未审他年得一重睹此景否耶？”此话究系眷恋清华学堂？还是叹惜学业中断？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后人恐已不得而知，但至少我们透过其日记，察觉吴宓之内心依然极度纠结。 同为青年学子，胡、吴二人一海外求学，一国内苦读；一洞悉时局，思想开明，初具独立之思考，一雾里开花，水中望月，仍经历成长烦恼，其见识之远近高低判然有别。当然，之后的民国文坛，胡揭翥新文化之大纛，吴执学衡派之牛耳，两者学术追求之远近，思想境界之高低，则愈加不同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