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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外之史，书外之书 登故宫东华门城墙，往偏西偏北观望，在黄琉璃屋顶的宫殿群中，一眼便能找出黑琉璃覆屋顶、绿琉璃镶檐边的文渊阁。一地黄花之上，它恍若一只临时栖落的绿孔雀。 文渊阁之名始于明代，其阁亦始建于明代。明代文渊阁在南京宫中和北京宫中各有一座，用以编书、藏书，均毁于明末战火。清承明制，也设三殿三阁大学士，其中的文渊阁大学士，唯在1776年清代文渊阁建成之后，才既享其名，又得其所，一如文渊阁东侧御碑亭内的《文渊阁记》碑文所言：“兹以贮书所为，名实适相副。”乾隆沿袭了文渊阁之名，又沿袭了文渊阁之用，偏偏就不沿袭黄屋顶。 红墙黄瓦，是皇宫“该有”的样子。奇数开间，以居中一间即明间对称布局，是体现皇帝至尊的祖制。而乾隆要建的文渊阁，将这些统统颠覆了。它面阔6间，尽管将东起第三间增宽，西尽头最后一间辟为狭促的楼梯间，但它的中心依旧偏离了南面文华殿中轴线1.05米。之所以拿祖制来妥协，盖因为在乾隆心目中，文渊阁既是宫殿，更是藏书楼，而藏书楼的优秀模板，当属浙江宁波天一阁。书最怕火，当时已屹立200多年的天一阁在建筑规制上彰显了以水压火的理念：屋顶黑色，黑色在五行中主水；上下两层，上为通间，寓意“天一”，下分六间，寓意“地六”，郑玄《易经注》有云，“天一生水于北，第六成水于北”。 乾隆不仅采纳了这些理念，还“以水喻文”：“盖渊即源也，有源必有流，支派于是乎分焉。欲从支派寻流以溯其源，必先在乎知其津。”遂将“内廷四阁”定名为文渊、文源、文溯、文津。 乾隆对“水”的在意，是一种“厌胜”心理。“厌胜”即用法术诅咒或祈祷，以期制胜所厌恶的人、物或魔怪。文渊阁大量采用了“厌胜”手法：灰色水磨砖墙代替了红墙，以“河马负书”为内容的冷色调苏画代替了龙凤彩画，阁前凿方池、架石桥，池桥栏板上雕有水生动物图案……乾隆对《四库全书》敬与卑的第三个体现，是“厌胜”。 乾隆原以为这样就可以阁在书在，继绝学开太平。然而，他所缔造的盛世，不到半个世纪就成了强弩之末。当《四库全书》裸露在内患外辱的岁月中，藏书楼不再是它的庇护之所。从1853年起，文宗阁、文汇阁、文源阁、文澜阁与其所贮图书相继被焚。但文化自有文化的坚韧——文澜阁本绝处求生，文渊阁本南迁图存，文溯阁本内迁保全。藏书楼和《四库全书》早已自成史外之史，书外之书，既是火光中的离乱史，也是中国文人的信仰史。 文渊阁，就是历史的见证。 文渊阁是七阁中保存最好的藏书楼，未曾大修，仅于1932年进行过一次小修，梁思成与刘敦桢等建筑学家携手，解决了梁柱的下沉问题。2013年5月，文渊阁对游客开放，游客可走过石桥，在阁前的栏杆外往里张望。 日前，我在故宫博物院古建部专家黄希明的引导下，走进文渊阁。当登上仅按一人体量设计的逼仄楼梯，来到其“明二暗三”格局的中层走廊，我发现脚下的木地板非常明显地向沿墙的书架倾斜。黄希明解释，那是因为书架那头重，木头有韧劲，不必担心。 当我退出文渊阁，隔着方池仰望文渊阁的重檐，突又发现“文渊阁”匾额上方的檐边略有下垂，使得檐边线看上去像一条曲张的静脉。黄希明继续解释，原本是笔直的，经过那么多年风风雨雨，成了这样，不过不要紧。 时间留给文渊阁的，既有离散之痛，又有保全之幸，但都将成为它所负荷的历史之重。这样的重，压沉了梁柱，压斜了楼板，压垂了檐边，但文渊阁承受得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