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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对中的疑问 但格式并不是文渊阁本与文津阁本比对的焦点，文本内容才是。七阁都先后进行过两次复校。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源阁本都是在纪昀即纪晓岚主持下校对。他去了三趟承德，校了三次文津阁本，但“次”这个概念似难以衡量文本优劣，他毕竟常住北京，因而对紫禁城文渊阁本及圆明园文源阁本的校对，很难用“次”来计算。前文中提到，全部读完《四库全书》至少需要四辈子，那么，纪昀为何能遍校群书？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升在他的《四库全书馆研究》一书中点出了关窍——纪昀工作量惊人的背后，在于他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助校，而功劳全在他一个人名下。 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黄爱平通过对百万余字《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以下简称档案)的爬梳来寻找历史的“线头”。她发现，两次复校皆因乾隆看到文津阁本讹误而引发，但每次复校都由文渊阁和文源阁带头，不仅率先改正了讹误之处，而且每改必录，形成“签改档册”，成为他阁全书的查改依据。第二次复校时，档案下册第2279页有一条记录，“舛漏条数视文源阁书较少十分之二。”用大白话讲就是，文源阁本如果有10条讹误，那文渊阁本只有2条。黄爱平指出，“由于文渊阁所在深宫禁地及其贮藏第一部《四库全书》的特殊地位，参与复校工作的朝廷官员均不敢怠慢，校得比较认真。这无疑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了阁书的质量。迄今文渊阁《四库全书》仍被公认为七阁全书中最好的一部，与其特殊的身份地位以及严格认真的两次复校，是不无关系的。” 她的观点与任继愈所编《中国藏书楼》一书是相符的，该书从“校勘最为精细”“种、册数为最全备”“版本依据有所不同”三方面来阐述为什么文渊阁本最精。该书的1340页有一段话，“每岁仲春，经筵毕，例于此赐茶，乾隆帝经常会到此，校勘人员诚恐再见而获罪，非常小心仔细。” 乾隆是一个懂“业务”的“领导”，在他手下干活绝对高风险，《四库全书》是他心头挚爱，谁要添乱、出错，可就倒大霉了。乾隆曾对征来不恰当书籍的江西巡抚海成处以“监斩候”，相当于死缓，总纂官纪昀被记过3次，纂修周永年被记过50次，总校官陆费墀被罚得倾家荡产…… 文渊、文津两种阁本的种、册数谁最完备？这也是有争议的。各阁本子曾在两次复校之外，又进行了两次大规模补遗。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起是第一次，补了《御制文集》、《御制诗集》、《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等28种共计1600册书；第二次是嘉庆八年(1803年)，补了乾隆晚年诗文集四种以及《八旗通志》一书，加盖了嘉庆御印。至此，《四库全书》终成全帙。 时移世易，谁又能保证全帙没有任何逸散呢？1917年春，内务府牵头对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全面清查时发现经、史、集三部各有阙书阙卷现象，其中经部阙《四书大全》10卷，子部阙《天经或问前集》、《天步真原》等书共12卷，集部阙《李太白集注》一卷，总计23卷，后来派人按照文津阁《四库全书》原本补抄齐全。 现存于国家图书馆的文津阁本《四库全书》是七阁之中唯一一部原架、原函、原书一体存放保管的，被认为对其它几阁的文献补辑意义非同一般，该阁本甚至还存在其他阁本没有的孤篇，这样说来，文津阁本是不是最全的呢？ 1924年底，清皇室迁出故宫，次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文渊阁《四库全书》归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保存。1930年，图书馆有关人员根据《四库全书总目》对文渊阁《四库全书》进行清点，统计阁书凡3459种，36078册，6144函，被认为“无阙失现象”。而此前的1925年，学者陈仲益就在《文渊阁四库全书缺本之发现》一文中指出，文渊阁《四库全书》阙唐司空图《诗品》一卷。后来影印的文渊阁《四库全书》中，果然找不到《诗品》。如果仅仅阙失《诗品》，那文渊阁本会不会是最全的呢？ “内廷四阁”抄录的格式有严格规定，因字迹疏密而凭空多抄出来一册是不可能的。这样说来，各阁的册数应该是最说明问题的了，但就连这一数字也是扑朔迷离，很多文章里干脆只提3.6万余册。前文提到的1930年对文渊阁本的清点，是36078册，可文物南迁时却被记录为36533册，台北故宫博物院今天的官方网站上，黑底白字显示为36381册。文津阁本既然有补辑意义，而且有孤篇存在，那册数似乎应该更多才对，可它的数字是36312册，另一说是36304册。这怎么解释？ 失去文渊阁《四库全书》原书的故宫，如今却藏有文渊、文津两阁的影印本。我得以在匆匆的比对和相关资料的学习中提出了一些疑问。本文如若能推动学术上的讨论和释疑，那这块砖就算是抛对了。 文汇报驻京记者江胜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