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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一阁书与楼不可分割 中国四大藏书阁，书与阁基本都是分离状态。相比于四大藏书阁，天一阁不仅历史最久远，还是书楼俱存的藏书楼实例。此外，天一阁的建筑环境，尤其是具有四百五十年历史的宝书楼及其园林，是古代私家藏书楼的典范。 来到天一阁的正大门，最引人瞩目的是门前一对钟鼎文对联:上联“天一遗形源长垂远”、下联“南雷深意藏久尤难”。这是原上海图书馆馆长、著名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先生为天一阁手书的对联。上联说的是天一阁的建筑、形制与环境，下联借用黄宗羲的话，诉说藏书的艰苦。上句说楼下句讲书，这正是天一阁书与楼不可分割最好的诠释。 “从1566年建成天一阁到现在建成古籍库房，天一阁由私人藏书楼逐步演变成以天一阁藏书楼为核心、藏书文化为特色的专题性博物馆，占地面积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700平方米扩大为今日的3万平方米，保存了大量的明、清、民国年间的建筑和一批近、现代仿古建筑。这些建筑是在保持天一阁风貌整体和谐的基础上，不同年代、不同历史条件下逐渐迁移规整或规划新建的，不同时期的建筑与绿化、假山、长廊、水池、碑林、亭子等园林元素组建了不同的院落，各院落又相互融合贯穿，形成了天一阁目前藏书文化核心区、园林休闲区、藏书文化延伸区、典藏区的四区组合。”天一阁文博副研究馆员干彬波告诉记者。 有关天一阁修缮的史料记载不多。康熙二十五年(1686)，范光燮“葺天一阁诸屋，以安祖泽”;道光九年(1829)，范筠甫、范邦冉“节省祀田之余，鸠工庀材。上自栋瓦，下至阶庭，左右墙垣罔不焕然一新，阅八月而告成”。1933年，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因“阁东墙圮，池台湫隘，亭馆荒凉”进行落架大修，更换腐败柱、梁、楼板，增添菱窗、围屏、天花等，山墙由斗墙改用青砖叠砌。1951年、1974年、1996年对天一阁进行局部修缮，更换部分朽蚀的梁柱。 天一阁也会遇到历史建筑都会出现的问题，如屋面漏水、排水道堵塞、外挂面油漆开裂、剥落、抹灰面龟裂、起壳等。干彬波表示:“这些都属于日常性和季节性的保养维护工作，每逢下大雨就会组织工匠对墙、屋面进行渗、漏水检查，疏通堵塞的排水道。每年春秋两季，都会组织工匠清扫瓦垄，有些如东园落叶多，甚至清扫三次也不够。我馆文保部每月最少会组织一次对园区内的古建筑进行安全巡视，并记录备案。” 记者走到天一阁藏书楼庭院，发现其形制颇有特色，其前天井、书楼的布局与《营造法原》中“天井依照屋进深”口诀不谋而合。宁波地区传统园林在假山石料的选用上采用因地制宜的做法，往往使用海中礁石叠掇为山，而天一阁前后假山亦是目前浙东地区少见的完整保留下来的海礁石园林实例。 自2009年4月20日起，天一阁便自购设备测距仪、激光电子经纬仪、自动安平水准仪等，以沉降和干扰较小的南侧水池东栏杆柱表面+1.001米为基准，对天一阁藏书楼进行首次变形监测定位。同年9月进行了第二次监测，沉降、倾斜变形数据都没有超过1厘米，在正常误差范围内。干彬波说:“之后，我们每年都会不定期组织对天一阁藏书楼进行监测。” “朝历三代，书经五劫” 《孟子·离娄章句下》有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通俗地说，即君子的遗风，影响五代以后而中断。君子遗风尚且如此，藏书这项事业的传承比君子遗风的传承更加艰难，天一阁的藏书就“朝历三代，书经五劫”。 范钦去世后，范钦的大儿子范大冲继承了藏书楼。此后，一代又一代范氏子孙“接力”传承天一阁。为了保护天一阁内的藏书，范钦和他的继承者们给家族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处罚规则，处罚规则标明: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惩外，永行摈逐，不得与祭。 范氏家族还规定，不管家族繁衍到何等程度，开阁门必得各房一致同意。阁门的钥匙和书橱的钥匙由各房分别掌管，组成一环也不可缺少的连环，如果有一房不到是无法接触到任何藏书的。久而久之，各房开始思考:被我们层层叠叠堵住了门的天一阁究竟是干什么用的? 直到1673年，黄宗羲向范钦的四世孙范光燮提出想拜访天一阁。黄宗羲是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 范光燮钦佩黄宗羲才学，挨个说服各房同意黄宗羲的请求。最终，黄宗羲成为登上天一阁的第一个外姓人。黄宗羲在天一阁翻阅了全部藏书，并撰写了《天一阁藏书记》。自此，天一阁有了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规矩，但这条规矩的执行还是十分苛严，在此后近二百年的时间内，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仅有十余名，他们的名字，均可载入中国文化史。 在《天一阁藏书记》中，黄宗羲谈到了藏书之难: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所以，天一阁能够历经明、清、民国直至今天，其过程也是异常曲折。 民国著名藏书家冯贞群先生这样总结天一阁的“五劫”:第一劫，明清易代之时，由于社会动乱损失过一批书籍，但当时藏书“犹存十之七八”;第二劫，乾隆皇帝编纂《四库全书》，天一阁进呈藏书六百多种，皇帝虽然说过要归还，但最终献出去的书却没有回来;第三劫，道光二十一年(1841)，英军占领宁波，闯进天一阁掠走舆地类书籍数十种;第四劫，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进入宁波前后，小偷趁乱拆毁阁后墙垣，偷出藏书论斤贱卖给造纸商人。有一宁波人出千金回购了部分散出之书，藏在一处，但这些救回来的书籍却于同治二年(1863)十一月的一场火灾中灰飞烟灭;第五劫，1914年上海几个书商雇佣盗贼薛继渭，从屋顶揭瓦破椽进入书楼，偷去藏书一千多部，后来商务印书馆搜回了数百种放于涵芬楼，1932年惨遭日军轰炸焚毁。经过这五次大的劫难加上零星散佚，民国后期的藏书已经不及原藏五分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陆续有一些宁波收藏家向天一阁捐赠藏书，直至今天这种捐赠仍在继续。此外，天一阁还通过拍卖、购买等市场化手段征集古籍。目前，天一阁已有古籍30万卷、16万册、2.2万余种，善本古籍5000余种、3万余册。 天一阁馆藏30余万卷古籍中，约40%的古籍存在一定程度的虫蛀、鼠噬、絮化、酸化、老化、断线等情况，需要修复。王金玉是天一阁博物馆藏品修复部主任，已有38年修复古籍、书画装裱的经验，即便如此，她仍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形容自己修复古籍时的心情。 修补一本古书往往要经过拍照记档、拆书数页、选配补纸、清洁书页、修补、润湿压平、折页、捶平、压实、齐栏、打眼、穿稔、捆结、装订、贴书签等十几道工序，一招一式极为考究，对从事修书人员的要求近乎苛刻。“有时一天也说不上一句话”。修复一页毁损严重的纸要耗时几个小时，而修复好一册古籍，一般耗时一两个月，有时甚至需要一年或更久时间。 “古籍修复不是简单的装裱。不仅需要通晓中国造纸术、印刷术、古代文学、文献学、版本学、艺术、佛学等传统文化，还要了解微生物、物理、化学等现代科学知识。”王金玉对记者说。 2015年，天一阁古籍修复团队历经数年完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纸张保护方法与纸张制造传统”项目——《古籍与文书修复导则》。天一阁古籍修复技艺由此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荐的国际标准。2016年，天一阁馆藏的科举录已经全部修复完工，而今年将完成地方志的修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