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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中，医生自发集结抢救伤员 约30位红十字会救护队员在两次淞沪会战期间英勇牺牲，“南市难民营”为世界人道主义事业做出重要贡献  红十字会救护队员们在伤兵医院中救治伤员。 （上海市红十字会供图） 今天是“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78周年，昨天是日内瓦第四公约《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签约67周年，历史在这里形成了世人不该忘却的交集。上海市红十字会原常务副会长马强昨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上海作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发祥地，在淞沪抗战期间不仅开设医院、组建救护队，还直接促成“南市难民营”的建立，该案例最终与西班牙案例一道催生了《日内瓦第四公约》，成为上海对世界人道主义事业做出的一项重要贡献。 给伤员听家乡乐曲减轻病痛 “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全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在此期间，上海地区的医学院校纷纷成立伤病救护医院。 事实上，淞沪抗战尚未打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上海市商会、地方协会、医师公会、中华医学会、药业公会、医事教育机关等团体就联合组建了非官方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上海市救护委员会（简称上海市救护委员会），颜福庆被推举为主席。救护委员会下设总务组、医务组、救护组、运输组、材料组等。它于1937年8月5日开始募集经费、征召救护队、设立救护医院等准备工作。 自“一·二八”淞沪会战起，这种自发性救援就成为白衣天使的自觉感召。宋庆龄的众多合影中有一张“一·二八”淞沪会战时，她和杨杏佛、南洋广义童子军战地服务团在国民伤兵医院门前的合影，这张照片摄于国立交通大学教学楼前。当时战区与租界隔离，伤兵无法抵达租界内的医院。于是，宋庆龄等人借国立交通大学宿舍作为伤兵医院，上海诸多名医，比如任廷桂、吴旭丹、富文寿等都自愿赶往，为受伤士兵提供治疗。任廷桂时任上海医学院组织的第四救护队队长，当时，那里的300多张床位是常满的。为减少这些广东伤员的痛苦，任廷桂还派人买了哥伦比亚牌的美制唱机和粤曲唱片，比如《小桃红》、《祭鳄鱼文》等，让他们欣赏家乡乐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