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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拱而治是治国的一种境界，也是一种努力的方向。中国古代爆发过很多次农民起义，证明以前的社会还没发展到垂拱而治的程度。客观上，那时候统治者的思想理念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都不具备垂拱而治的条件。 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病症在哪里？明清之际，中国著名思想家顾炎武有一句名言：“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就是探讨封建体制、郡县制度的弊端所在。 所谓“封建之失，其专在下”，便是指西周赋予封国之主权过大，最终形成指挥失灵、尾大不掉的分裂之局。而“郡县之制，其失在上”，则是指宋元明以来中央过于集权，造成地方无力施政的状况，可谓一针见血。 顾炎武还说到“小官多者，其世盛也；大官多者，其世衰也”，即小官多了，这个朝代就会兴盛；满街都是大官，那么王朝就会衰败。这句话直到今天对我们也有借鉴意义。 “吏”治之弊 久居地方的“吏”，成为最大的地方势力和利益集团。 传统中华帝国皇权专制制度的一大特征是，国家在地方行政系统中尽可能少用“朝廷命官”，但却随意地大量使用胥吏和衙役去承担基层繁杂的行政事务，因而历代王朝末期的非正式官员人数总是比初期大得多，通常会膨胀数倍甚至数十倍。 中国自宋以来，“官”与“吏”就是分离的，官以科举出身，擅长的无非是经史辞章，但对于财税、经济、司法，均一无所长，于是只能将后者委之于吏。宋、明、清之体制，官常有升迁、有调防，而吏却是永不升迁、不调防，这势必造成久居地方的“吏”，成为最大的地方势力和利益集团。在这种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权力结构中，存在漏洞最多、隐患最大、隐蔽性最强、盘剥老百姓最直接、造成社会危害最严重的莫过于这种“县政”之弊。正如明代隆庆年间著名清官海瑞所说，我凭借一己之力“日与群小较量是非”，仍感到“窝蜂难犯”，“事与心背，奈之何，奈之何！”这种社会政治现象曾经被宋代大诗人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形象地比喻为“君子斗不过小人”的历史规律。 这种变态的“尾大不掉”问题，就像“历史幽灵”一样缠绕着皇权专制集权制度不放，一直伴随它走向灭亡为止。基层治理模式是国家体制在乡镇的一种反映，深深地打上了那个时候统治集团治国理政理念的烙印。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治理环节上最大的问题，就是皇权色彩太重。 “吏”像幽灵一样始终对应着古代的王朝体制，就像笔者在《倾覆与重构：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大起底》一书上讲到的，体制是藤，基层社会治理中出现的各种各样不正常的问题，就是那根藤上长出的歪瓜。在专制体制下，吏治的弊端被不断放大。 一方面吏是统治者的工具，统治者必须通过他们来稳住乡村；另一方面，吏可以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挖统治集团的墙脚。这种矛盾造成了二者之间的冲突。从某种程度上说，农民或底层老百姓把吏看成皇帝，因为他们在基层代表了皇权，也代表了皇帝。所以，他们在暴动的时候，先反吏杀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