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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法相彰 秦朝也好，北宋也好，最后都没有治好，原因都是偏重一面了。 德治与法治的关系，大家知道两者要兼用。那么什么情况要重法，什么情况重德？这就像“弹钢琴”，如果你弹不好那就要出大事。 我们历史上有两个事例：一个是典型的法治——秦朝刚性治国，来源于商鞅变法的法家思想。公元前221年，秦朝在战争废墟上挺立起来，这个时候应当以休养生息的德治来教化百姓，而秦始皇尝到苛政的甜头，马车收不住了，结果15年就灭亡了。 北宋实行的是德治，重文轻武，是文人的天堂。开国之初，太祖、太宗定下崇文贬武之国策，举农工商之业。一时间，国家似乎展露欣荣，教育、经学、科技、史学等处于世界的领先水平，一个文气典雅的国度诞生于柔风细雨之中。据史载，自太祖时代始，铸币叠增到年500万的数量，其两年的铸币数就要超过400年后整个明朝276年所铸之总和，而唐朝极盛的玄宗朝年铸币也不过32万贯；中国的四大发明有三项产生在宋代，唐宋八大家中有六家属于宋。举世皆赞其文化造极之盛世，经济登峰之时代。但不幸的是，赵宋集团消极地吸取中唐、五代的教训，着重于推行文官政治，实行崇文抑武。宋朝的军制是以牺牲军事效能，实质上是以束缚武将才能，降低武将地位和素质为代价的。宋徽宗、宋钦宗两帝最后都死得很惨，这是北宋的最后结局，自然是它治国策略的必然结果。 秦朝也好，北宋也好，最后都没有治好，原因都是偏重一面了，统治者没有弹好治国的这把“大钢琴”，更没有到“治大国若烹小鲜”的份儿上。 限制权力 社会生产力、文明程度还没达到之前，不适合搞“有限政府”，或搞“小政府大社会”，但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是正确的。而且我们是一个大国，历史悠久，情况复杂，治理国家涉及很多因素，我们的社会发展并不是简单的“想做什么”的问题。 西方国家在基层治理方面有其成熟的经验，那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成果，是先进理念文化的结晶，我认为不应该随便打上政治符号。“小政府大社会”的框架之下，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除了安全、国防、外交，以及经济核心领域的问题由政府来管，其他很多方面是由社会组织来管的。这么说，并不是我们要照搬西方国家的一些做法。 目前，我们离“小政府大社会”，或者“有限政府”的要求，可能还有很大的差距，这个差距的存在并不是因为哪个政党，或哪个人在执政期间不愿意去努力、去填补造成的。我们社会的发展由于巨大的历史惯性，现在可能还没达到这种条件。这个惯性既是文化的，又是民族性的。 另外，有一个人人皆懂的道理，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生产力、文明程度还没达到之前，不适合搞“有限政府”，或搞“小政府大社会”，但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是正确的。而且我们是一个大国，历史悠久，情况复杂，治理国家涉及很多因素，我们的社会发展并不是简单的“想做什么”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