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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将来我们要破解社会治理上“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呢？第一要转变观念，创新社会管理的政策体系。我们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树立依靠多元社会主体和社会力量来管理社会事务的理念，把它们动员起来。 在此基础上，还需加强政策的顶层设计，迅速培育一批有资质、有影响力、能承接政府部分社会服务职能的社会组织，让它们成为社会管理的新型的骨干力量。 第二，以市场改革为契机，紧抓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拓宽政府职能转变的领域和范围，该放给社会的放给社会，该放给市场的放给市场，该放给下级的放给下级。用中央公报的话来说是“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第三，在现有的条件下，我们转移什么内容？基层社会治理哪些是需要转移的？以什么方式转移？转移到什么程度？这些都是社会治理的工作者需要重点关注研究的问题。这不仅仅是一个基础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应用理论问题。 比如，我们通过购买社会服务或者委托社会组织进行服务，既发挥了它的优势，又提高了它的竞争力，降低了行政成本。“一抓就死，一放就乱”，这是一个千古难题，在各个历史阶段表现的形式不一样。今天我们用社会组织来加强社会治理，不失为一种最佳的方式。 多元参与 中国社会内核始终是一个以血缘或亲缘关系为纽带的“面对面的社群”或“圈子社会”。这一群体中的成员“不但对人，他们对物也是熟悉的”，因而，“稳定社会关系的力量，不是感情，而是了解”。 随着农村市场化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乡村经济社会的转型，使得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熟人社会”的这个现状没有改变。记得上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以经验事实为基础，提出“熟人社会”概念，以分析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结构特征。费孝通先生的“熟人社会论”获得当代许多研究中国乡土社会流变问题的学者的一致赞赏，它揭示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中国社会内核始终是一个以血缘或亲缘关系为纽带的“面对面的社群”或“圈子社会”。这一群体中的成员“不但对人，他们对物也是熟悉的”，因而，“稳定社会关系的力量，不是感情，而是了解”。这里所说的了解，指的是接受同一个意义体系，人们经熟识后所生发的集体亲密感觉和共同领悟。熟人社会这个人际关系的结构特征，不仅过去存在，现在同样存在；不仅农村中存在，就是高度发达的大中城市也存在；不仅亲情来往时存在，而且履行公职时也会出现。 这就要求我们既要积极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又要着眼农村当前的实际，有效探索完善多元参与的农村基层治理体制的路子。首先，自治组织要摆正自己的位置。积极探索政府行政管理和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明确基层政府及其派驻机构与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的事权划分及其相互关系。强化政府基层治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探索政府扶持、市场运行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统筹整合人口、就业、社保、民政、卫生、文化、治安等社会管理职能和服务资源，提高服务的供给效率和综合效益，推动农业科技服务、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社会治安、文化体育、信息服务等基本公共服务向基层社会全覆盖。其次，基层群众自治治理结构要清晰。建立健全以党组织为核心，自治组织为主体，社会各方面广泛参与的新型管理服务体系，全面推广扁平化、网格化服务管理，改善农村社区信息基础设施，构建综合性信息平台，实现各项管理服务的全天候、全方位和全覆盖。再次，要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应该说，现代基层治理创新对利益板结化是有所冲击的。 截至目前为止，全国农村村委会普遍进行了好几次换届选举了，规范化程度逐届提高，数百万“村官”实现了由过去的任命制到直接选举的转换。在长期的村民自治的实践中，人们总结出了一些指导村委会选举的一系列原则，这自然会赢得老百姓的支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