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2月23日下午，“书香上海”官方微博宣布，经过前后三轮评审，并经编校质量检查，第十四届“上海图书奖”最终评出获奖图书九十二种。其中，由我担任责任编辑的《辞海论》获得二等奖。 《辞海论》是一部有鲜明特色的学术专著，是辞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创新成果。研究有代表性的品牌辞书，是辞书研究的重要方面。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辞书研究蓬勃发展以来，已经出版了不少这方面的著作。有些是个人或集体对某一辞书所写论文的汇编，有些是研究某一辞书中某方面问题的专著，有些是对某一辞书中疏误的匡正。这样的著作都是有益的。但是见闻所及，以前似未出版过全面研究某一辞书编纂工作经验(特别是教训)的专著。《辞海论》的出版，不仅为一本历经百年、多次磨砺的辞书作了系统的梳理、总结，更是填补了辞书学研究领域的空白。 获奖之际，想想自己一个从未参与过《辞海》编辑工作的人，竟然做了一本研究《辞海》编纂工作专著的责编，且又获得荣誉，着实感到“机遇的垂青”是那么的“突然”。 一 生也有缘，我于1997年从新华书店调入上海辞书出版社。那时，全社几乎所有编辑都投入到1999年版《辞海》(即第五版)的编辑工作中。我是定向被安排在总编办公室干宣传这一老本行，自然与《辞海》编辑工作无缘。1998年是建社四十周年，除了日常做好一些原本几近空白的出版社宣传工作，我的主要精力都花在了编辑社庆四十周年纪念册上。当时的李伟国社长要求我拿出最好的宣传册。我一头扎进了小白楼三楼平台上临时搭建的简陋档案室，阅遍《辞海》的档案卷宗。纸质已黄、略显脆弱的卷宗令人不得不小心翼翼。大半年时间后，我从中摘引出不少关键字句，梳理出《辞海》发展的脉络，也访问了当时的社领导巢峰、鲍克怡和辞海办公室副主任(按惯例，主任由辞书社社长兼任)徐庆凯等同志。这也算是我身临其境地“投入”了一回《辞海》工作。在此编写、编选、编辑过程中有个小插曲:纪念册照例要有个“卷首语”，就是社长要写个前言。我年轻不知轻重，便揽下了这个差事。写出来后，自己觉得还蛮满意，李社长看了觉得也不错，但班子讨论却没通过，具体理由没记住，大约是缺乏官方色彩。正好那时《光明日报》的老师来约稿，于是这篇两千多字的文章被刊登在1998年12月22日的《光明日报》上，据说当时还惊动了夏征农主编。这篇文章就在最近还被熟识出版社历史的老同志提起，并上了微信和微博。《在〈辞海〉的旗帜下……》，这就是我对《辞海》的敬仰之情。 在辞书社近二十年间直到2013年底，主要是总编办和编辑室两边兼着。期间虽担任过一段时间的跨世纪国家重点出版工程的大辞海办公室副主任，但我始终未能参与到《辞海》编纂的具体工作中。在与辞海人深深地相识、交流、结交中，我注意向他们学习，以他们为楷模。 《辞海》第五版出版后，在新世纪开启时，《辞海》主编夏征农读了汪道涵题签、李春平撰写的《辞海纪事》后，郑重其事地对巢峰提出要编两本书，一本是《辞海史》，一本是辞海的编纂经验。2008年夏老逝世后，该议题又被时任社长彭卫国、总编辑潘涛重新提出来。巢峰则计划写一本《辞书记失》，里面有很大的篇幅是对《辞海》的评析。徐庆凯也在完成《辞书编纂记事》(合著)、《辞书思索集》《专科词典论》之后，计划撰写一本《辞海论》，其目的是既要对百年来的六次《辞海》编纂工作作一个剖析，又要把同仁的经验教训予以梳理，更要实事求是地“研究其优点，也研究其缺点;既研究其成功之处，也研究其失误所在”。其着力点是“普及优秀辞书的编纂经验，推广其中所包含的敬业精神、严谨作风、周密规范、得力措施，当不失为一个有效的环节”。这与夏老希望总结《辞海》编纂经验的提议相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