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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品格 政治品格是品行、道德和作风等基本政治素质事项的综合体现。对当年的张之洞和袁世凯辈来说，是“公忠体国”还是挟私钻营，是反映其政治品格优劣的根本要项。 张之洞可以说是“公忠体国”的正面典型。在那个时代，“君”和“国”是密切联系的；而以张之洞的身份，“体国”与“忠君”实不好分开。他对“忠”是格外看重的，可以说至死念念不忘。据其族孙张达骧记述，张之洞病重期间，摄政王载沣前来看望，赞其“公忠体国”，他则以“公忠体国不敢当，廉正无私，敢不自勉”作答，意在“讽谏载沣要‘廉正无私’，不要任用亲贵”（《武汉文史资料》总23辑）。其实，“公忠体国”与“廉正无私”不啻一对孪生兄弟，很难想象，一个贪赃枉法者能够“公忠体国”。张之洞的确称得上“廉正”。知情人鹿传霖说，张“自居外任以来，从不用门丁，不收门包，不收馈送礼物”，“服官四十年，故里未造一间房，未置一亩田”，朝廷赐银，他也“不入私囊”，而投向慈善事业。他死后，清廷上谕中即以“公忠体国，廉正无私”八字褒之，可谓对他的“盖棺定论”。需要解释的是，张之洞不是有“屠财”之名吗？那主要是指他“喜好建设”，有大魄力而不惜巨费开销。其间也许不无因失于周密计划和合理安排而导致的浪费，但毕竟与贪污腐败是两码事。还应注意，张之洞对“利”曾作“公利”“私利”之分，并谓：“我所讲究者乃公利，并非私利。私利不可讲，而公利却不可不讲。”（辜鸿铭：《张文襄公幕府纪闻·公利私利》）总之，他是为公为国争利。再往宽处说，他对自己的为官宗旨也有概括，即“启沃君心，恪守臣节，力行新政，不背旧章”（李伯元：《南亭笔记》卷十六）。这自更有助于说明其政治品格，可谓持守“忠节”而调和“新旧”。 相对于张之洞，袁世凯于此则可以说是以负面为主的。他的官场生涯，基本上是一部钻营史。他为升迁攫权，善于投机，工于权术，不惜卑鄙手段，不讲节操底线，看人下菜，有奶便是娘。他在驻朝鲜期间，靠夤缘李鸿章稍一得势，便“事事任性，妄自尊大，威福在我，陵蔑一切”（张謇语）。及至甲午战争正式爆发前夕，他鉴于形势险恶，怕危及自身，不顾公务、国事，托病急切求归，仓皇回国。随着战局和时局变化，李鸿章权减势衰，袁世凯便疏李而改趋荣禄等人，赢得“小站练兵”的主持权，成为其日后飞黄腾达的关键支点。随后在戊戌之局中，他见风使舵、诡诈投机的表现为人熟知。再往下就是他跻身疆吏后的“鼎盛”之期了，而翻云覆雨的权术施展亦不稍减。无论如何，在“廉正”方面他实难及格，就说其“贿”事吧，为夤缘利用权贵而行贿为其惯技，而所需大把大把的银子，还不是靠贪污纳贿而来？可见，在政治品格的大端方面，张之洞与袁世凯优劣反差明显。 人文素质 所谓人文素质，是指人们在“人文”方面所具有的综合品质。对于张之洞、袁世凯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尤与“文化”状况息息相关。在这方面，袁、张两人也形成鲜明对比。 张之洞出身官宦之家，从小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走的是科举入仕的“正途”，并且是这条路径上的佼佼者。有“神童”之誉的他，十几岁上相继成秀才、中举人，及至二十几岁上春闱报捷，并且是一甲三名的“探花”。由此步入官场，高功名，高“学历”，“文化”基底扎扎实实。也正因有此基础，他一生得以“儒臣”著称。若按照做过他多年幕客的“文化怪杰”辜鸿铭的看法，连世人眼中可谓儒风浓烈的曾国藩，都不能进入此列，只能算“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的“大臣”。而“大臣”与“儒臣”的差别在于：“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政之有无，关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人类之存灭，且无教之政终必至于无政也。”（辜鸿铭：《张文襄公幕府纪闻·清流党》）也就是说，“教”比“政”更居深层，更为根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张之洞在他所处的那个特定时代，绝非顽固的卫道士，而是中西两学“会通”的力倡者，集“中体西用”思想之大成，其典型文本便是《劝学篇》。其“人文意识”“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怀”，也能从中洋溢出来。人文素质亦外化在行为表现上。尽管张之洞有“饮食无节，起居不时”之类生活习惯上的毛病，甚至有时对其办公和官场交往不无影响，但总体上看，他还是以严肃持正的气度为本，做官仍不掩所谓“书生习气”“名士习气”。时人就明说他有这般“习气”，无论褒贬，总是他人文素质方面的反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