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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袁世凯的仕途表面上颇显“超常规”性的奇迹，而实际上是延展了自湘、淮集团崛起以来的以军立基、由军到政、军政结合的路径，并且是一个新阶段的开拓，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近代军阀。袁世凯初本借“淮”学步（在淮将吴长庆门下），终得独立山头，成一大系。“小站练兵”至为关键，他由此成为清朝最早一支“新军”的首领。及至义和团运动中他出任山东巡抚，跻身疆吏大员之列，此后不到三年即入主直隶和北洋，这成为其派系实力发展的又一大肯綮。他乘时就势多方经营，颇有声色地推行“北洋新政”，并得到清朝编练新军的相当掌控权，自己则直接把握北洋新军，使之成为其强固实力的一大支柱。即使遭载沣辈皇族权贵疑忌一度被罢，他“在野”仍能暗自操控，权势不减，而到武昌起义爆发清朝陷于灭顶之灾之际，苟延残喘的清廷不得不乞其复出纾难，视之为“救星”。他捭阖于“南”“北”之间，终于既迫清帝退位，又挟革命党人交权，取得民国政柄。而后随着他复辟丑剧的一步步推进，不数年便可耻败亡，落得个可悲的下场。 袁世凯最后六七年间的事情，于宣统元年（1909年）秋间病逝的张之洞自然未能亲历，而两人在庚子之年特别是清末新政大半段的时间里，却是权位相埒、同道共事的大员。清末新政中两人都是有力推手，在诸多事项上有呼应协同，其间的主次轻重随事而异。像编练“新军”之举，袁世凯恐怕更具底气，自觉是驾轻就熟的“最内行”；而如吁请废除科举之奏，他俩同在联名之列，且袁世凯居首领衔，但于此张之洞当更有资本，因为他自己就是科举的“既得利益者”，作此主张大有“自我革命”的味道，而“白板”一块的袁世凯，就不免有让人讥“酸葡萄”之嫌的由头了。 清末数年间张、袁两人尽管在政务大端上明里未显严重抵牾，但个人关系上远非亲密无间，其情颇为微妙。张之洞以其年长资深且出身正途，对袁世凯似乎从骨子里是看不起的，甚至不无借机轻侮的表现，诸多虽属“笔记”但又有迹可寻而绝非无稽之谈的史料中记之尤多。不过，张之洞毕竟没有给袁使绊子、加以陷害，甚至在他落难之际还出言相助，为之纾解。有说载沣摄政，本欲除掉袁世凯，已让人拟出有指斥其“包藏祸心”语句的上谕，征询时在朝内的张之洞的意见，张“力以时局危疑，务宜镇静宽大为辞”，说“愿摄政王熟思之，（令其）开缺回籍可也”（刘禺生：《世载堂杂忆·袁世凯仓皇走天津》）。这样，袁世凯得保性命，被以“足疾”为由开缺回籍。即使张之洞主要是从避免生乱考虑吧，也足以说明他绝无落井下石、乘机害人之心。而相比之下袁世凯对张之洞有时就颇不地道。知情者说，癸卯年（按：指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张之洞内召，“两宫拟令入辅”，而卒为袁世凯所挤，“竟以私交某协揆代之”，张之洞“郁郁，仍回鄂督任”（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二）。官场倾轧、争竞固属流弊顽疾，个人品行洁污从中也昭然可见。 “标本”意义 俱往矣，张之洞和袁世凯皆已成历史标本。对这等人物的审视，固然需重在察其军政作为对社会历史的影响作用如何，但同时也不应忽视其政治品格和人文素质等其他方面，因为各方面都不是孤立的，相互有着密切的关联，以一个有机的整体，制约甚或决定其人生。试想，清末新政中似乎也不乏“正面”作为的袁世凯，在戴着“拥护共和”的脸谱执掌民国政柄后，实际却仍沉溺于皇帝梦、执迷于复辟路，这还不是因其欲壑无底、政治品格卑劣以及缺乏顺天应时的人文意识？对比能善始亦得善终的张之洞，给后人留下不少启示和思考空间。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