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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袁世凯。其人出身于乡间富室，且族人长辈多为官者，他本亦有读书科举的良好家庭支持条件，但并不努力于此道，而成“游惰冶荡”的纨绔子弟。科考终不能成之下，他竟放言：“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卷一）凭他以后的官场“成就”，倒也可以说得证此言并非全然狂妄，甚至可谓是他有不同流俗之“志”和权变择宜之“智”的表现。但无论如何，他的“文化”功底和素养是欠缺的，这必然影响他“人文”方面的认知和思维。在“人文”外在表现上，袁世凯与“文雅”“持重”几难沾边，而有损操行的市侩习气严重，不良武夫和官痞做派典型。 有说郑孝胥评论时人曾涉及张之洞和袁世凯，说张“有学无术”，袁则“不学有术”。张听了别人的转告，捻须笑曰：“余自问迂拙，郑谓我无术，诚然，然有学两字，则愧不敢当，不过比较岑（按：指岑春煊，郑以‘不学无术’评之）、袁多识几个字。袁岂仅有术，直多术耳。”（刘禺生《世载堂杂忆·张之洞与端方》中转述当事者所记）所谓“多识几个字”，言者表面自谦的调侃当中，流露出的是对自己“有学”优长的自豪。相比之下，认袁之“多术”，贬意显然，当隐指其多“不正之术”。张之洞此番“戏言”，当可作为对他和袁世凯两人“人文素质”方面差异的绝妙总结。 军政角色 张之洞和袁世凯作为有着重要影响的近代人物，在当时的军政舞台上都有充分的亮相机会，显示出各自的角色特征。 从张之洞的官场生涯看，最为凸显的一次“转型”是从“清流”干将到疆吏大员。“清流”党人以“持正”敢言和标榜名节著称，其特征在于言论“务虚”。而疆吏大员主一方之政，须操理实务，绝非靠空言空议，与言官职任性质迥异。张之洞的“转型”颇为成功，成为疆吏大员后既不泯“清流”气节，不与官场市侩同流合污，又能谋政适位，且很快便跻身同侪翘楚之列。特别是成为洋务派的后起之秀，在文教、军事、经济诸多方面，几乎是全方位地操办“洋务”，且成效明显。这表现在改造书院，建立各类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加快军工建设，编练新式军队；修筑铁路，发展重工业，倡行其他各类实业，进行农业技术改良等事项。还需要提及的是对外方面，他在洋务大员中堪称立场较为持正者，像在中法、中日战争（特别是前者）中积极运筹御敌，平时亦尽力维护民族权益，外交上也较为刚严。当然，在当时特定条件下，他亦无力回天，对外妥协终于难免。尤不能回避的是在庚子事变中他为“东南互保”主角，而此议自有损害民族权益之处，不过就与清廷关系而言，也绝无“叛离”之嫌，不过是特定时势下他所认定的维护“君国”的合适举措而已。在清末新政中，他直接参与方案设计乃至中枢决策。其间两度应召入京，后一次抵京之前即名列相国（大学士）和入选军机大臣，在朝参与机要近两年，最后卒于京师。综观其政坛履历，可谓起步“正途”后循常规顺风顺水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